福建商會信息聯盟

体彩2019048期彩票论坛:學術論文明代地域商幫的興起

彩票论坛大全 www.gsysfj.com.cn 歷史地理研究資訊 2019-01-07 02:46:08

點擊上方“歷史地理研究資訊”可以訂閱哦

摘要:
從商幫誕生地大眾經商風習的形成,社會上對地域商人的了解熟悉程度,地域商人在各地的活躍程度,地域商人組織或公益性事業的形成等綜合因素考量,自明中期起,各地地域商幫先后形成了。終明之世,今人所知的知名地域商幫,自明中期起,或先或后崛起于各地,由此而開始了中國商業歷史上的商幫時代,商業經營者更多地以群體的力量活躍在商業舞臺和社會生活中,商業競爭很多情形下則表現為群體之間的競爭。
“商幫”的提法,大體上晚至清末光緒年間才能在相關文獻中睹見,在實際商業活動中,有關地域和行業的“幫”的說法,至遲在乾隆年間就已經較為散見了,嘉、道時期,各地有關地域和行業“幫”的說法更較為常見了①。然而商幫在明代已實際上形成,可以說是既有研究的相當一致的看法,商幫成為中國商業史上的新事物。今人有關明清商業和商人的論著,動輒以商幫或某某商幫之名冠之,也成為一種極為普遍的現象。只是各支地域商幫具體興起或形成于何時,以何為標志,其背景又是什么?卻很少見有專論,偶有論及者,也是人言言殊,自說自話。今專文探討明代各支地域商幫的形成及其背景,期望能夠推進和深化對明清商業商人商幫史的研究。
一、安徽各支商幫的形成
安徽商幫在明代指徽州商幫和寧國商幫。
  
關于徽商成幫的時代,學界已有較多看法,或謂徽商形成必須有兩個基本條件,一是有一大批手握鉅資的徽州儒商構成商幫的中堅力量,二是商業競爭日趨劇烈,徽州商人為了戰勝競爭對手,有結成商幫的必要?;丈絳緯傻謀曛局饕硐治夯杖舜由譚縵暗男緯?;徽人結伙經商的現象已很普遍;“徽”、“商”或“徽”、“賈”二字已相聯成詞,成為表達一個特定概念的名詞而被時人廣泛運用;作為徽商骨干力量的徽州鹽商已在兩淮鹽業中取得優勢地位?;罩萆貪鎘κ淺苫?、弘治之際形成的。這時徽州商幫形成的標志都已顯現出來了②;或謂徽商是一個有著特定內涵的名詞,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形成于一系列社會變遷和文化變遷之中,形成于新安文化程度整合完成之后,勃興于16世紀商業競爭激烈進行之際,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北京歙縣會館的建立,可以認為是徽商成幫的標志,也是徽商群體心理整合完成的標志,徽商價值觀的確立,標志著徽商心理整合的完成、徽州商幫的形成③。
  
商人成幫未必一定要完成群體心理整合,群體心理整合的完成也很難有一個具體的時間。成立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北京歙縣會館,直到清末,始終主要作為科舉試館與官員居停團拜的場所,“專為公車及應試京兆而設,其貿易客商,自有行寓,不得于會館居住以及停頓貨物”④,商人在其中不占主體地位。這樣的會館,是無法作為徽商成幫的標志的。而《徽商研究》認為徽州商幫形成的標志在成化、弘治時期都已顯現出來了的看法,衡之實際情形,大體上是可以成立的。
  
弘治《徽州府志》卷1《風俗》是這樣描述府屬各縣的經商概況的:“舊志:六縣山壤限隔,俗或不同。歙附郭,其俗與休寧近,讀書力田,間事商賈。績溪之俗有二,徽嶺以南壤瘠而民貧,嶺南壤沃而民饒。黟則民樸而儉,不事商賈。祁門則土隘,俗尚勤儉,男耕女織,以供衣食。婺源乃文公桑梓之鄉,素習詩禮,不尚浮華?!焙脛胃廄暗乃健熬芍盡?,很可能是指元延祐六年(1319)的《新安續志》。其時歙縣還只是“間事商賈”??杉尉浮痘罩莞盡肪?《風俗》則記載,歙縣之西,“操其奇嬴以相夸咤”,婺源“操什一之術不如東南”,又稱:“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鮮田疇,以貨殖為恒產。春月持余貲出,貿十二之利為一歲計,冬月懷歸,有數歲一歸者。上賈之所入,當上家之產;中賈之所入,當中家之產;小賈之所入,當下家之產。善識低昂時取予,以故賈之所入視旁郡倍厚。然多雍容雅都,善容儀有口,而賈之名擅海內?!閉舛撾淖?,實際上出自休寧人吳子玉之手,吳作有《風俗志》,僅開首作“民故不能齊事田疇,要以貨殖為恒產”,以下文字略同⑤。嘉靖時歙縣、休寧等地已是“以貨殖為恒產”,以“賈之名擅海內”,習見“上賈”、“中賈”、“下賈”。那么何時是轉變期呢?萬歷《歙志·風土》描寫該縣風習轉變道:“尋至正德末嘉靖初,則稍異矣。出賈既多,土田不重,操資交捷,起落不?!手良尉改┞∏旒?,則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苯ㄏ卮由譚縵暗男緯煽蚨ㄔ謖?、嘉靖年間。縣志的這種概括,并沒有及時反映出歙縣商人的經商實際,歙縣等地經商成風可能更早些。據《溪南江氏族譜》記載,弘治時歙縣人江才生,其妻勸他經商時說:“吾鄉賈者什九,君寧以家薄廢賈?”在經濟最為發達的江南地區,成化末,松江老人云:“松民之財,多被徽商搬去”⑥。在太倉,因徽商錢璞定居陸公堰,捐資修葺,遂更其市名為“新安”⑦。在嘉興,弘治時,因“徽人”成倍收取利息,崇德知縣“捕之,皆散去,闔境稱快”⑧。都可說明其時徽商在江南人數之眾。在全國最為重要的產鹽地兩淮鹽場,到成化十年(1474),考中進士舉人的徽商子弟已有18人。據黃氏族譜稱,“吾宗黃氏世貨鹺兩淮”?;剖霞易迨來交囪我狄殉商厴?。更據《竦塘黃氏宗譜》記載,弘治時歙縣人黃豹,少年時其“邑中富商大賈飾冠劍,連車騎,交守相,揚揚然,詡詡然,卑下仆役其鄉人”⑨。歙縣人汪相(1435—1518年),“家世以貲雄”,而其早年即商游齊魯,“益振其先君之業”⑩。如果徽人經商之風未興,外出人數不多,上述情形均是不可思議的。正是有鑒于成、弘時期當地經商成風,因此有人序萬歷《歙志》時稱:“長老稱說,成、弘以前,民間椎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穡事,敦愿讓,崇節儉。而今則家弦戶誦,夤緣進取,流寓五方,輕本重末,舞文珥筆,乘堅策肥?!苯?、弘時期作為經商是否成風的轉變時期。萬歷《歙志》所說的正、嘉之際,已是全國風俗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時期,徽州的休寧、歙縣二縣應該在經商風習的形成上時間更早一些。
  
綜合上述各種情形,筆者基本贊同《徽商研究》的看法,大體上可將成、弘之際視為徽商特別是歙商休寧商形成商幫的時期。只是需要指出的是,由地方文獻的記載來看,其時徽人從商風習的形成,僅限于歙縣、休寧、祁門三縣,還不能說“整個徽州從商風習已經形成”。祁門經商風習雖與休、歙二縣同,但勢頭沒有休、歙猛,地域范圍沒有休、歙廣。黟縣按縣志的說法,到清前期才有人經商,嘉慶志才稱“為商為賈,所在有之”,可以斷言,黟縣經商成風是清前期的事。婺源商人以在長江沿線販木而出名,但也是清前期的事,而且僅限于該縣東北鄉人。績溪直到嘉慶時,農業仍是主業,外出經商之風形成相當晚。同時,也不宜將徽商形成的時間推論得太前。成化二十三年(1487),在河南,徽王對過往商品用強抽分,在弘治四年(1491)工部侍郎徐恪的奏議中,仍稱“徽州府客人”汪璽等受害上告,而未稱后世習見的“徽商”(11)。上述弘治時崇德知縣逮捕違禁取利之人,文獻稱“徽人”而非“徽商”。凡此似乎都說明,“徽商”作為商幫群體的名稱,社會上還未約定俗成?!盎丈獺閉庖幻蘋刮賜耆榷?,正說明其時徽商還處于形成過程中。
  
徽商的主體歙縣、休寧二縣商人成幫后,除了歙縣商人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在北京參與到同籍仕紳中共建了歙縣會館外,徽商還在其它地方建立了類似的同鄉同業組織。如據后人追述,徽籍商人明代時即在常熟“虞山北麓建設梅園公所,置地厝棺,以安旅骨”(12)。浙江衢州府常山縣城小東門朝京坊新安里的徽州文公祠,建于天啟七年(1627),實為徽州會館(13)。同省嚴州府遂安縣的新安會館設在關帝廟,創建于天啟年間(14)。明代徽州茶、漆商人在宣武門外大街創建歙縣會館(15)。這類純粹由徽商創立的同鄉同業會館和公益性設施已可散見,可以視為徽商早已成幫的標志。
  
寧國商幫少見人提及,是指形成于寧國府下轄的寧國、太平、宣城、旌德、涇縣和南陵六縣的商人集團。因寧國歷史上地系宣州,寧國商通常又稱為宣州商人,在清代有時又與徽州商人結成集團活動,稱為徽寧商人。按照寧國地方文獻的說法,明代成化、弘治以前,寧國人還多以農為重,很少有出外經商者。當時,整個地區社會風氣是“力耕織,薄商賈,敦儉樸”,寧國人是“鮮有百里之游,擁沃饒以為利,侈露積以為富,挾膏腴以傲刀錐”(16)。正德以后,寧國人也紛紛走出家門,貿遷有無,開展商業活動。當地地方文獻較為清晰地反映了寧國人經商成風的形成過程。涇縣縣志稱,弘治時還是“鮮事商賈,尤賤工作”,到嘉靖時則“商賈亦遠出他境”,到后來更“操奇贏,走四方者多矣”(17)。旌德縣志也稱,“弘治以前,人心甚古,鄉里之老有垂白不識縣官者。以后漸變漸靡,舍本而務末,于是百工技藝之人,商販行游之徒,皆衣食于外郡,逐利于絕徼,亦勢使然也”(18)。所以嘉靖、萬歷時人張瀚說,“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機利,舍本逐末,唱棹轉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贏,休、歙尤伙,故賈人幾遍天下”(19)。而同時人章潢在其《圖書編》中,更稱宣、歙之間“其民盡仰機利,行賈四方,唱棹轉轂,以游萬貨之所都而握其奇贏,故其地內嗇而外侈”(20)。涇縣的絲商,萬歷年間已在湖州雙林鎮建了“式好堂”,即是涇縣舊會館(21);崇禎十一年(1638)在蕪湖建了“卉木庵館”,也即涇縣會館,并捐田52畝(22)。由這些描述和商人公益性的修建可知,受徽州影響,到嘉、萬歷時期,寧國人結伙外出經商已經蔚成風氣,一個地域性商幫初步形成了。
二、山西商幫的形成
關于山西商幫形成的時代,張正明等認為,晉幫商人在明代前期開中法和商屯實行的過程中崛起于國內商界,而“晉幫正式形成在明代中期”(23)。而陳學文則認為,足以與徽商相抗衡的是晉(山西)商,“它崛起于明末清初,大有后來居上之勢”(24)。
  
從晉商興起的背景和活動的具體情形來看,張正明的論斷是能夠成立的。萬歷時人王士性描述說,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關鍵是居室之法善。所謂“居室之法”是“一人出本,眾夥共而商之,雖不誓而無私藏”,以行止相高(25)。一人出本,眾夥共商,有本無本,咸得為生,這是典型的商人集團行為。萬歷時人謝肇淛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它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儉也?!?26) 山西商人富名赫然在徽商之上,集團行為如此突出,當非突然產生于萬歷年間,而應該由來已久。兩淮鹽區是商人開邊中鹽的重要活動場所,在那里,山、陜商人合稱,他們與徽商展開激烈競爭,而直到成化中期,山、陜商人的實力一直在徽商之上。到成化十年(1474),山、陜商人的子弟中進士舉人者17人,徽商子弟中進士舉人者18人,不相上下(27)。人稱“夫淮海諸賈,多三晉關中人”(28)??杉涫鄙?、陜商人的勢力是很大的。正德、嘉靖時人林希元說,其時在南京的山西商人,“挾資大者巨萬,少者千百”(29)。觀其語氣,山西商人當是一個頗有名氣的商人群體。正德、嘉靖時,山西蒲州的張氏、王氏、席氏等商人家族已經崛起。宣大總督王崇古的伯父和父親王現、王瑤兄弟,弘治、正德年間即已活躍在全國各地(30),而且王家與張家結成了兒女親家。同時同地人席銘,“歷吳越,游楚魏,泛江湖,懋遷居積,起家巨萬金,而蒲稱大家必曰南席云”(31)。嘉靖、萬歷時人大學士張四維描述其家鄉蒲州經商之風,稱當地人“挾輕貲牽車牛走四方者,則十室而九”(32)。同時人郭子章也說,蒲州等地“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33)。萬歷時《山西通志》稱,平陽府,“服勞商賈”,屬下曲沃縣,“重遷徙,服商賈”;汾州府汾陽縣,“多商賈,喜華靡”,臨縣,“勤于商賈”;大同府廣昌縣,“亦事商賈”(34)。嘉、萬時期一地因經商而“十室九空”,則必是經商成幫后的現象。萬歷時趙南星說,潞安府長治縣,“俗善商賈”(35)。由興起的時代、活動的地域以及從事的行業衡量,可以認為明代中期或者說成化弘治時山西商人已經形成商幫。
  
明后期,山西商人往往創建會館,以群體的形式活躍在各地的商業領域。山西顏料、桐油商人至遲于明萬歷年間在北京前門外北蘆草園創建會館,原名平?;峁?,又名集瀛會館,后改名顏料會館。明代山西臨汾紙張、顏料、干果、煙行、雜貨等五行商人在前門外打磨廠創立臨汾鄉祠(臨汾東館)。明代山西臨汾、襄陵兩縣汾河東部在京油商在前門外曉市大街創立會館,原名山右會館,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改名臨襄會館。臨汾其它商人又在前門外大柵欄創立臨汾西館。山西銅、鐵、錫、炭、煙袋諸幫商人在廣渠門內爐神庵創建潞安會館(36)。
三、陜西商幫的形成
陜西商幫在明代實際上僅指來自緊相鄰接的西安府的三原、涇陽縣和屬州同州的朝邑、韓城縣等地的商人。有關陜西商幫的形成,田培棟認為:“明清時期的陜西商幫是依賴鹽業,借助于明朝政府的開中法形成和發展起來的?!?37) 李剛也認為:“明代是陜西商幫在從事中西部邊地貿易中急劇勃興的時期。明王朝在陜西實行的‘食鹽開中’‘茶馬交易’等一系列特殊經濟政策,刺激陜西商人在食鹽販運、邊茶轉輸和南布北運幾個有關國計民生的大宗商品流通領域異軍突起,形成縱橫全國,聲振南北的西部商業集團,并在明代前中期的幾百年里,位列各大商幫之首?!?38) 這些看法把握住了陜西商幫形成的社會背景,但稱明前期陜西商幫即已形成,則未免斷時太早。韓邦奇在其《苑洛集》中描述其家鄉陜西同州朝邑八里莊,“莊雖數百家,俗兢藝黍稷,遠服賈,鮮修文學”,又稱同縣大慶關一帶“萬余家,皆習商賈”(39)。韓邦奇為正德、嘉靖時人,可知當時朝邑縣人經商已蔚然成風。同時期另一陜西人康海說,陜西涇陽縣,“俗美而習敝,民逐末于外者八九”(40)。嘉、萬時期的陜西三原人溫純在他的文集中稱,“吾里俗十七服賈”,“吾邑大小賈甚伙”,“三原俗相矜市布”(41)。這些地方人多外出經商,習為風尚,說明其時三原、涇陽商人早已崛起,而且是在棉布經營中形成群體力量。韓邦奇和溫純記載的陜西商人多活動于弘治、正德年間。如馮翊眭氏,雖眭浩于永樂間即“商于汴”,但其子敖習舉子業未就,“乃純藝黍稷,遠服賈,家遂饒?!?,成化時攜子行貨過臨清,到眭敖的三個兒子時眭氏才興(42)。其時是成、弘之際。朝邑權氏,世皆務本食力,到弘治、正德時的權景魁憑藉經商而大興,“八里莊言富族必列權氏”(43)。萬歷時人李維楨稱,陜西涇陽、三原等縣,“多鹽筴高貲賈人”(44) 嘉、萬時的三原王一鶴兄弟3人,在家鄉和吳越之間合資經營棉布貿易,“貲日起,猶共賈共居。久之,用鹽策淮揚,亦無間言,貲益大起。里中人指數兄若弟友愛善起家者,必首曰王某王某云”(45),成為名聞一地的經商家族。同時人三原王友槐,因家貧,“于是祖計然猗頓之術,以子錢擇人及戚屬貧者,使賈吳越燕晉而寬其力,不能償者厚歸,且賻其柩在外者。人以此益德,爭盡力賈,伙至數十百人。家大起,子錢巨萬,而有施予聲”(46)?!盎鎦潦偃恕?,已是一個頗具規模的商人集團了。同時人涇陽師從政,以千錢市布起家,“人以君椎也,爭赍子錢賈吳越,往來無寧日,其息倍。已,又出捐子錢貸人,其息亦倍。久之,用鹽筴賈淮揚,三十年累數萬金”(47)。這是王士性在《廣志繹》中描述的那種一人出資、眾商共之的經營方式。張瀚則認為,西北賈多是陜西人,“然皆聚于沂、雍以東至河、華沃野千里間,而三原為最”(48)。所有這些事例,在反映了陜西三原、涇陽、朝邑等地商人而成幫后的活動情形。前述成化十年(1474)以前在兩淮的山陜商人子弟中進士舉人者主要是陜商子弟。明代陜西商人在宣武門外保安寺創立了關中會館。綜合考量,陜西商人同山西商人一樣,到明代中期或者說成化、弘治之際已然形成了商幫,以群體的力量大規模從事南北商品貿易了。
四、廣東商幫的形成
所謂廣東商幫,實際上在明代主要是廣州幫與潮州幫,在清代還包括嘉應幫等。關于廣東商幫的形成和發展,黃啟臣有系統的論述。他原來認為,隨著明中葉以后商品經濟的發展,“一些商人紛紛組織私人武裝船隊,沖破海禁,出海貿易,逐步形成了以武力取得對外貿易權利的海商貿易集團,即海商商幫的出現”,“由此可見,廣東商幫是在明嘉靖年間逐步形成的。而首先形成的是海商商幫。隆慶開放海禁之后,廣東商人集資結幫出海貿易者更是層出不窮”,著名的海商包括澄海的林道干、潮州的諸良寶等,“他們為了保證海外貿易的安全,不僅內部拜結為幫,而且還與其它海商聯合起來成為大的海商集團”,“廣東商幫是在明嘉靖中葉以后逐步形成的。而首先形成的海商,與之相適應而形成的是牙商和國內長途販運批發商”,“廣東商幫主要是由廣州幫和潮州幫構成”(49)??山椿破舫嫉扔秩銜?,直到清代康熙開海貿易后,“潮州商人才算是形成了真正獨立的商人群體而成‘幫’了”(50)。
  
明末清初的屈大均說,廣州“人多務賈與時逐”(51),可見廣州人經商之勢頭。從廣東商人的活動情形及其組合形式看,至遲到明后期,以廣州商人和潮州商人為主體的廣東商幫確已形成了,或者可以說,廣州商幫和潮州商幫已經分別形成了。廣州商人于萬歷年間在蘇州閶門外山塘建立了嶺南會館(52)。由廣西平樂府城乾隆年間所刻粵東會館《鼎建戲臺碑記》載“平郡會館之設,創始明萬歷間”可知,廣州商人于萬歷年間在廣西樂平府創建了粵東會館(53)。萬歷二十五年(1597)海南島儋縣已有天后宮,至清初改名為廣[州]府會館,隨又改名為福潮會館(54)。廣州府的東莞商人于天啟五年(1625年)在蘇州閶門外半塘建立了東官會館(55),后改名寶安會館。乾隆四十二年(1777),潮州商人說:“我潮州會館,前代創于金陵,國初始建于蘇郡北濠?!?56) 可見潮州商人于明代在南京也建立了會館。南京非廣東商人科考地,潮州商人建有會館,說明他們已經獨立成幫。由這些事例可知,認為直到清代開海以后“潮州商人才算是形成了真正獨立的商人群體而成‘幫’了”的看法,對潮州商人成幫的時代則不免估計不足斷之太晚。
五、福建商幫的形成
福建商幫幾乎包括全省商人,在明代主要是泉州幫、漳州幫、福州幫和建寧、福寧等府州的商人。在地瘠沿海的泉、漳等地,明中后期就形成了以海商為主體的商幫。曾任福建巡撫的譚綸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說“閩人濱海而居,非往來海中則不得食?!?57)。明代實行海禁,民間片帆不許下海,但明初即有人“私自下番”,前往海外各國。只是規模不大,也不普遍,直到“成、弘之際,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58)。正德、嘉靖之際,福建海商違禁出海貿易漸成風氣。所謂沿海居民“奉以航海通番為生,其間豪右之家,往往藏匿無賴,私造巨舟,接濟器食,相倚為利”(59)。顯然這是群體“通番”貿易活動。以致在走私貿易港口雙嶼等地,“馴至三尺童子,亦知雙嶼之為衣食父母,遠近同風”(60),月港附近的海域,“每歲孟夏以后,大舶數萬百艘,乘風掛帆,蔽大洋而下”,“閩漳之人與番舶夷商貿販番物,往往絡繹于海上”,“興販之徒紛錯于蘇杭近地”。人稱“十數年來,富商大賈侔利交通番船滿?!?61)。違禁走私貿易的人數越來越多。嘉靖二十一年(1542),福建漳州人陳貴等連年率領26艘船載運貨物到琉球貿易(62)。在福建福、興、漳、泉四府,僅從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二月到二十六年(1547)三月的3年多時間中,到日本從事走私貿易而為風漂到朝鮮并被解送回國的福建人就達千人以上,其中僅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二月一次被解送回國的載貨通番者漳州人李王乞等就有39人(63),嘉靖二十六年(1547)三月一次被解送回國的福清人馮淑等更多達341人(64)。人們所熟知的海商集團,就是在這種經常性、大規模的群體通番活動中形成的。嘉靖年間的著名海商集團,如王直、李光頭、許棟、洪迪珍、張璉等集團,其頭目雖未必都是福建人,但其成員則大多是福建人,當時人估計,在嘉靖倭患的數萬??苤?,漳、泉人就占其大半。這些海商集團,往往以數條船結成船隊,推一強有力者為船頭,“或五十艘,或百余艘,或群各黨,分泊各港”,“紛然往來海上,入日本、暹羅諸國行貨”(65)。規模大,實力厚,組織較為嚴密。由走私貿易的風氣、規模以及走私者的集團行為,可以推定,正德、嘉靖之際福建的泉州商幫、漳州商幫或者說泉、漳商幫已經形成。
  
在泉、漳等各支商幫中,傅衣凌注意到,泉州的安平商人尤其突出。安平僅為泉州的一個鎮,但在明后期經商蔚為風氣(66)。何喬遠說:“吾郡安平鎮之為俗,大類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則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故今兩京、臨清、蘇、杭間,多徽州、安平之人。第徽人以一郡而安平人以一鎮,則徽人為多。是皆離其室家,或十余年未返者,返則兒子長育,至不相識,蓋有新婚之別聚以數日離者?!?67) 是說安平人經商之普遍。何喬遠又說:“安平一鎮在郡東南陬,……其民嗇,力耕織,多服賈兩京都、齊、汴、吳、越、嶺以外,航海貿諸夷,致其財力,相生泉一郡人?!?68) 是說安平商人在泉州商幫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泉州人李光縉也說:“吾溫陵里中家弦戶誦,人喜儒不矜賈,安平市獨矜賈,逐什一趨利。然亦不倚市門,丈夫子生及已弁,往往慶著鬻財,賈行遍郡國,北賈燕,南賈吳,東賈粵,西賈巴蜀,或沖風突浪,爭利于海島絕夷之墟。近者歲一歸,遠者數歲始歸,過邑不入門,以異域為家。壺以內之政,婦人秉之。此其俗之大都也?!?69) 是說安平商幫多行商遠地,而非坐賈。李光縉又說,“安平之俗好行賈,自呂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趨利,十家而九”,“安平人喜賈,賈吳越以錦歸,賈大洋以金歸”(70)。李光縉還多次提到,“安平不諱賈”,“安平人多行賈周流四方”(71)。按照這種說法,明后期的泉州商幫,實際上主要是安平商人。
  
明代萬歷年間,以福州商人為主體的福建商人,在蘇州萬年橋大街興建了三山會館(72),具體時間據說是萬歷四十一年(1613)(73)。崇禎年間,在嘉興府嘉興縣的南十三莊北稱字圩,閩商創建了天后宮,兼稱福建會館(74)。在閩、浙、贛、皖四省交界的浙江衢州府的西安縣城南三十里,有老天后宮,“相傳明末清初建,謂之下會館”(75)??杉筇逕嫌肴?、漳商幫同時,福州商幫也已形成了。
六、江西商幫的形成
嘉、萬時期的張瀚說,江西一省,瑞州、臨江、吉安三府,因為經商,尤稱富足。稍晚的王士性也在其《廣志繹》中說,江西人凡士商工賈,譚天懸地,人人善辯,“又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張空拳以籠百務,虛往實歸,如堪輿、星相、醫卜、輪輿、梓匠之類,非有鹽商、木客、筐絲、聚寶之業也。故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撫州”。又說云南全省,“撫人居什之五六”,“所不外游而安家食,俗淳樸而易治者,獨廣信耳”,“滇云地曠人稀,非江右商賈僑居之則不成其地”(76)。王士性還說:“鋪金買埒,傾產入關,皆休、歙人所能。至于商賈在外,遇鄉里之訟,不啻身嘗之,醵金出死力,則又以眾幫眾,無非亦為己身地也。近江右人出外亦多效之?!?77) 是說休、歙商幫在外經商以眾幫眾,萬歷年間江西商人亦仿效其做法,似乎江西商幫形成較晚。其實江西商幫形成相當早。早在成化元年(1465年),云南姚安府官員稱,云南各邊衛府,江西吉安府安福縣和浙江龍游商人等,“不下三五萬人,在衛府坐(生)理,遍處城市鄉村屯堡安歇,生放錢債,利上生利,收債米谷,賤買貴賣,娶妻生子,置奴仆,二三十年不回原籍”(78)。天順、成化時大學士李賢稱其家鄉河南鄧州,是四方賈人所歸之地,而“西江來者尤眾”(79)。江西商人在那里已有善賈之名。弘治時的大學士丘濬說:“荊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僑寓于荊湖?!閉廡┰⒂誥:慕抑?,“至于販易傭作者,則曰營生戶”(80)。荊湖田多人少,江西人多田少,江西人遷往荊湖,主要是前往墾辟就食的,大多當不是從事商業經營的。但與丘濬同時代的江西吉安人彭華也說,吉安“商賈負販遍天下”(81)。弘治《南昌府志》稱當地“地狹民稠,多食于四方,所居成市”(82)。嘉靖時海瑞說:“今吉、撫、昌、廣數府之民,雖亦佃田南、贛,然佃田南、贛者十之一,游食他省者十之九?!?83) 游食他方,主要當是經商。章潢在《圖書編》中總結道:“弘治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日少,壯者多不務穡事,出營四方,至棄妻子不顧?!?84) 正是由于人多田少役繁,江西人在大規模的流動中四出經營,商販成風,所居成市。明后期,江西商人在不少地方建立起會館類組織。北京的會館建立于隆慶、萬歷年間;湖南會同縣洪江的萬壽宮,也始于明代(85);湖南醴陵縣城的西后街,有豫章會館,即萬壽宮,據說“明代西幫創建”(86)。由江西商人在商業活動中的名氣和人數,以及后來會館類組織的建立,可以推定,到明代成化、弘治時,江西人在外經商已經成幫。至其地域組成,則主要是撫州、吉安、南昌、臨江等地商人。
七、山東商幫的形成
研究山東商幫者,有李華的《山東商幫》,收于《中國十大商幫》一書。這里引錄的明代山東地方文獻,不少系他首先利用。嘉靖年間,青州府益都縣,“農桑之外,逞逐商販……生齒滋繁,本實變而逐末多也”(87)。萬歷年間的東昌府,“逐末者多衣冠之族”(88)。經濟落后的武定州,其屬縣海豐縣,據說早在成化、弘治年間,即“有種鹽淮北者,有市貨遼陽、貿易蘇杭者,其諸開張市肆及百工技巧,皆盛極一時”(89)。到萬歷時,該州人“或販梨棗,買舴艋下江東,爭逐什一,農事不講久矣”(90)。由分散經營到爭逐什一、不講農事,勢頭甚猛。嘉靖時章丘人李開先稱頌其同鄉高智:“有欠債者,歲終原本亦無之,究其所以,貧不能敷,遂饋之酒肉諸物,以為迎歲之用。新正即收為賈,后遂兩得其力。貲厚其出,利薄其入,畢竟虧折者則焚其券。同濟同姓,濟異姓各有差等,視其門下作賈及江南北為商者,如其親友,未嘗恃財而輕有所簡傲?!?91) 這種利用族人的經營活動,雖不能視為商幫活動,但經商家族的崛起,成為推動商幫形成的重要力量。據說安徽蕪湖的山東會館是在明朝建立的(92)。由上述經商風習、活動情形,聯系清代順治年間山東商人在上海與關東幫合置了公所、義冢和東齊幫商人于順治年間在蘇州山塘建造了東齊會館等事例,山東商人特別是東齊或膠東商人至遲在明末當已形成商幫。
八、河南商幫的形成
所謂河南商幫,在明代大概只能指彰德府的武安商幫。對于明清時代的武安商人,傅衣凌有《明清時代河南武安商人考略》一文(93),王興亞也曾在其專著中作過探討。王認為,“武安商人興起于明中葉,活躍于乾隆、嘉慶年間。該縣地處山區,土地貧瘠,與山西商人的形成大致相同”(94)。嘉靖時河南安陽人崔銑說:“武、涉皆并山作邑,民性健武喜訟,以財自雄,服室相高。武安最多商賈,廂坊村墟,罔不居貨?!?95) 這是目前所知有關武安多商賈的最早記載。張瀚說,開封“土地平廣,人民富庶,其俗纖儉習事,故東賈齊魯,南賈梁楚,皆周人也”(96)。所謂周人,從清代武安商人在開封和蘇州之間大規模從事絲綢貿易考量,應該也包括武安商人。由此可以獲得認識,武安商人在明后期應該是頗有名氣了。
九、浙江各支商幫的形成
浙江商幫在明代主要是指以龍游商幫為主體的衢州商幫和寧波、紹興商幫。
  
龍游為衢州府所屬的一個縣。研究龍游商幫者,前有傅衣凌的《明代浙江龍游商人零拾》,后有陳學文的《龍游商幫》和《龍游商幫研究:近世中國著名商幫之一》(97),作了開拓性工作,也為后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資料途徑,筆者主要利用他們的成果。王士性說:“龍游善賈,其所賈多明珠、翠羽、寶石、貓睛類輕軟物,千金之貨,只一人自赍京師,敗絮、僧鞋、蒙茸、繿縷、假癭、巨疽、膏藥皆寶珠所藏,人無知者。異哉,賈也?!?98) 王士性對龍游商人的經營手法深為驚嘆。萬歷《龍游縣志》卷5《風俗》更稱“諺曰:‘遍地龍游’”。天啟《衢州府志》卷16載:“龍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遠行商賈,幾空縣之半,而居家耕種者,僅當縣之半?!逼涫比匾話肴順鐾餼?,至有“遍地龍游”之諺,說明龍游商人早已成幫,名聞江湖了。前述成化元年(1465)就有云南姚安府官員描述其地龍游商人之多。嘉靖時,通倭海商的脅從者,按照海鹽人王文祿的說法,“大約多閩廣寧紹溫臺龍游之人”(99)。嘉靖《衢州府志》載,龍游“鄉民務耕稼,其北尚行商”。隆慶時,龍游知縣涂杰說:“民庶饒,喜商賈?!?100) 嘉、萬時人歸有光和王世貞先后提到龍游書商童子鳴,王世貞還說,“龍游地呰薄,無積聚,不能無賈游,然亦善以書賈”(101)。衢州府另一屬縣西安,“谷賤民貧,恒產所入,不足以供賦稅,而賈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馳鶩奔走,競習為商,商日益眾”(102)。另一屬縣常山,“習尚勤儉,業事醫賈”(103)。綜合上述描述和龍游商人的具體活動,可以推定,至遲正德、嘉靖之際以龍游商幫為主體的衢州商幫已經形成了。
  
寧波、紹興商幫是明代中后期崛起的另一支重要的浙江商幫。張守廣依據鄞縣會館設立的時代,認為“寧波商人集團最初形成大約是在明天啟、崇禎前后”,因為這一時期寧波鄞縣的藥材商人已在北京建立了鄞縣會館,“而鄞縣會館的建立,說明寧波商人在北京已有相當數量,是寧波商人集團初步形成的標志”(104)。林樹堅也同樣認為,“寧波人外出經商古已有之,而結成商幫則是明代末年的事。天啟、崇禎年間,寧波藥材商人在北京設立‘鄞縣會館’,這可以看作寧波商幫初始形成的標志”(105)。寧波商人在某地有相當數量,實際上并不要等到明末。如前述嘉靖年間王文祿的說法,其時海商中已多寧、紹等地商人。嘉靖時人陸楫說,寧波、紹興之民,一半游食于四方(106)。游食于四方,未必全系經商,但商人人數必已相當可觀。萬歷時王士性說,寧波、紹興人“競賈販錐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又說“寧、紹人什七在外”,紹興府山陰、會稽、余姚三縣室廬田土,半不足供,聰巧敏捷者為京衙胥吏,“次者興販為商賈,故都門西南一隅,三邑人蓋櫛而比矣”(107)??杉涫北本┥芐巳思匆押芏?。天啟四年(1624)的《慈溪縣志》論當時情形道:“挾高貲者(左心旁,右介字)甚,持衡挾纊,揣其輕重鼻息,以權出入,一毛半菽,視為巨萬。此一變也?!?108) 經商風習已是當地社會“一變”。甚至在南京,天啟三年(1623年)的衙門志書,已登錄了浙江會館,位于恭字鋪(109)。明代京城會館多為科舉試館,南京非為浙江舉子考試地,南京有浙江會館,只能是浙江商人或浙江仕商會館。浙江全省范圍的會館已經建立,經商突出的寧波、紹興人結成商幫的時間應該更早。金華等八縣旅京商人于萬歷年間在北京廣渠門內創立天龍寺會館,清康熙二年(1663)重修。明代浙東藥材商在右安門內郭家井創立會館,原名鄞縣會館,后改名四明會館(110)。
  
臺州商人,明中后期即“或商于廣,或商于閩,或商蘇杭,或商留都”(111),活躍于江浙閩廣之地。如黃巖李仲良,嘉靖年間就在南京“居息日嬴,齒于上賈”(112)。
  
綜合上述記載,寧波以及紹興商幫甚至臺州商幫至遲在嘉靖年間應該已經初步形成,說明末或天啟、崇禎年間成幫,顯然估計不足,金華商幫至遲也于萬歷年間應該形成。
十、江蘇各支商幫的形成
江蘇商幫在明代主要指洞庭商幫和句容商幫。
  
大約與徽州商幫形成的同時,在蘇州城西南太湖中的吳縣洞庭東山和洞庭西山,也形成了一個地域性商幫。洞庭東、西兩山在明代僅為5個區12個都,洞庭商幫可謂地域范圍最小的一個商幫。關于洞庭商幫,傅衣凌早在上世紀40年代后期就發表過《明代江蘇洞庭商人考》(113)。20世紀80年代中期,呂作燮發表了《明清以來的洞庭商人》(114)。關于洞庭商人形成的時代,呂作燮提到在明末以前,而前到何時,未下斷語。參考文獻,考察洞庭商人的具體活動情形,其成幫時代大致可以框定。明代成化六年(1470),刑部主事蘇州人周瑄說:“洞庭西山貨殖者多,不之□□,則之冀北?!?115) 成書于弘治十八年(1505)的《震澤編》卷3《風俗》載:“土狹民稠,民生十七八即挾資出商,楚衛齊魯,靡遠不到,有數年不歸者?!焙脛?、正德時的大學士湖廣茶陵人李東陽說,洞庭東、西山人“散而商于四方,蹤跡所至,殆遍天下”(116)。既云“貨殖者多”,“商于四方”,“靡遠不到”,蹤?!按樘煜隆?,是則可以視為其時洞庭人已經形成商人集團。到嘉靖、隆慶時,昆山人歸有光甚至說,洞庭人“好為賈,往往天下所至,多有洞庭人”(117)。天啟時,馮夢龍編的《醒世恒言》卷7《錢秀才錯占鳳凰儔》載:“話說兩山之人,善于貨殖,八方四路,去為商為賈,所以江湖上有個口號,叫做‘鉆天洞庭’?!貝鈾某鼉痰澆洗笥忻⒋諍龐幸桓齬?。著名商人家族如翁氏、席氏、嚴氏、葉氏、萬氏、秦氏、徐氏等在嘉靖初年均已崛起。只有地域商人形成集團,一個個經商家族才會崛起。明中期,洞庭商人就以群體的形式開展活動。運河沿岸的山東臨清,綢布店集中在白云巷,“自明成化二年,蘇州、南翔、信義三會合而為行,隆、萬間寢盛”(118)。臨清是洞庭東山布商活動的大本營,蘇州、南翔、信義三會恐怕基本是或者主要是由洞庭商人組成的,他們聯合成會,應該是商而成幫的反映。后來以洞庭商人為主體的蘇州商人還與徽商一起在臨清合置了兩所義阡,均是其群體力量的標志。因此綜合考慮,大約到明代中期,具體說也即成化、弘治年間,一支引人注目的地域商人集團洞庭商幫已經形成了。

句容商幫系指南直隸應天府句容縣的商人。它興起于明中期,是一支至今仍未被人重視的地域商幫。弘治縣志說,句容因“地窄人稠,于勤農之外,商賈工藝尤眾”(119)。明代地方文獻記載的具體經商事例也不少。地方文獻載,句容人“以地窄人稠,自勤農之外,列肆而居者若麟次然,其貿易于外者尤眾。以故家多富饒而文物頗盛”(120)。胡景洛則說:“句容民好賈,而南鄉為尤甚?!?121) 說明句容商人主要來自該縣南部。根據相關文獻,句容商人主要在江南的蘇州、上海、常州等地活動,范圍不廣,而且以擅長開張店鋪聞名。介紹坐商知識的《生意世事初階》,就是由句容人王秉元于康熙年間編集的。
  
綜上所述,從商幫誕生地大眾經商風習的形成,社會上對地域商人的了解熟悉程度,地域商人在各地的活躍程度,地域商人組織或公益性事業的形成等綜合因素考量,自明中期起,各地地域商幫先后形成了。具體說來,安徽(時屬南直隸)的徽州商幫,山西以平陽、澤州、潞安、汾州等府州為主體的商幫,陜西以西安(同州)府為主體的商幫,江西以撫州、吉安、南昌、臨江等府為主體的商幫,江蘇(時屬南直隸)的洞庭商幫、句容商幫,已于成化、弘治年間形成;福建的泉州商幫、漳州商幫和浙江衢州府的龍游商幫,已于正德、嘉靖年間形成;稍后的嘉靖年間,福建的福州商幫、浙江的寧波、紹興商幫也已形成;再后的萬歷到明末,廣東的廣州商幫、潮州商幫,河南彰德府的武安商幫,山東以東齊或膠東商為主體的商幫也已形成。終明之世,今人所知的知名地域商幫,自明中期起,或先或后崛起于各地,由此而開始了中國商業歷史上的商幫時代,商業經營者更多地以群體的力量活躍在商業舞臺和社會生活中,商業競爭很多情形下則表現為群體之間的競爭。
注釋:
? ? ? ? ①有關商幫名稱出現的時代、前后演變等,容另文探討。
 ?、謖藕E?、王廷元主編:《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頁;王世華:《富甲一方的徽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頁。
 ?、厶屏π校骸渡倘擻胛幕乃乇渥唷?,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5頁。
 ?、堋噸匭撳ㄏ鼗峁萋肌?,《續錄后集·乾隆六年會館公議規條》。
 ?、薟渭庾佑瘛洞笳蒙餃思肪?1《志略部》。上述看法,首先由復旦大學王振忠教授指出,見其《〈復初集〉所見明代徽商與徽州社會》,氏著《徽州社會文化史探微》,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
 ?、蘩釕芪模骸對萍湓郵丁?。
 ?、吆脛巍短種葜盡肪?《義行》。
 ?、嘟乖洌骸洞四拘又肪?《貨殖》。
 ?、峒尉浮緞擄滄筇锘剖獻諂住肪?《處士黃公云泉行狀》,轉引自王世華《富甲一方的徽商》,第36頁。
 ?、庋廂裕骸額隕教眉肪?1《汪處士墓表》。
  (11)《劾徽王違法抽分疏》,《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議》,《天津圖書館孤本秘籍叢書》第2冊。
  (12)《昭文縣為梅園公所卜建存仁堂給示勒石碑》,《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9頁。
  (13)鄭瀛:《文公祠記》,嘉慶《常山縣志》卷11《藝文志》。
  (14)乾隆《遂安縣志》卷2《營建·壇廟》。
  (15)李華編:《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前言第3頁。
  (16)嘉慶《寧國府志》卷9《風俗》。
  (17)乾隆《涇縣志》卷4《風俗》。
  (18)嘉慶《寧國府志》卷9《風俗》引。
  (19)張瀚:《松窗夢語》卷4《商賈紀》。
  (20)章潢:《圖書編》卷36《三吳風俗》。
  (21)朱珔:《小萬卷齋文稿》卷18《式好堂興復上坊義渡碑記》。
  (22)嘉慶《涇縣志》卷10《公館》,據采訪冊。
  (23)張海鵬、張海瀛主編:《中國十大商幫》,黃山書社1993年版,第4頁。參見張正明《晉商興衰史》,第8—29頁。
  (24)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頁。
  (25)王士性《廣志繹》卷3《江北三省》。
  (26)謝肇淛:《五雜組》卷4《人部二》。
  (27)據嘉慶《兩淮鹽法志·科第表》統計。
  (28)嘉靖《新安左田黃氏宗譜》卷3《處士黃公崇德行狀》,轉引自陳學文《徽商與徽學》,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
  (29)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2《王政附言疏》。
  (30)韓邦奇:《苑洛集》卷5《封刑部河南司主事王公墓志銘》。
  (31)韓邦奇:《苑洛集》卷6《席君墓志銘》。
  (32)張四維:《條麓堂集》卷21《海峰王公七十榮歸序》。
  (33)郭子章:《郭青螺先生遺書》卷16《圣門人物志序》。
  (34)萬歷《山西通志》卷6《風俗》。
  (35)趙南星:《味檗齋文集》卷11《明正人兵部職方司郎中張公墓志銘》。
? ? ? ? (36)以上均見李華編《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前言,第2、3、21頁。
  (37)張海鵬、張海瀛主編:《中國十大商幫》,黃山書社1993年版,第59—60頁。
  (38)李剛:《陜西商幫史》,西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頁。又《淮鹽備要》載:“明中鹽法行,山陜之商麇至,三原之梁……涇陽之張、郭,西安之申,臨潼之張,兼籍故土,實皆居揚。往往父子兄弟分居兩地?!?/section>
  (39)韓邦奇:《苑洛集》卷6《處士權公暨配黨孺人合葬墓志銘》,卷7《國子生西河趙子墓表》。
  (40)雍正《陜西通志》卷45《風俗》,轉引《康對山集》。
  (41)溫純:《溫恭毅集》卷11《明壽官峨東王君墓志銘》,《明員伯子墓志銘》,《明壽官師君墓志銘》。
  (42)韓邦奇:《苑洛集》卷4《馮翊眭公墓志銘》。
  (43)韓邦奇:《苑洛集》卷6《處士權公暨配黨孺人合葬墓志銘》。
  (44)李維楨:《溫恭毅公創建龍橋碑記》,載《關中溫氏獻征集》。
  (45)溫純:《溫恭毅公文集》卷10《明壽官王君暨配墓志銘》。
  (46)溫純:《溫恭毅公文集》卷11《明永壽府輔國中尉友槐公墓志銘》。
  (47)溫純:《溫恭毅公文集》卷11《明壽官師君墓志銘》。
  (48)張瀚:《松窗夢語》卷4《商賈紀》。
  (49)黃啟臣:《明清廣東商幫的形成及其經營方式》,《十四世紀以來廣東社會經濟的發展》,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另參見《中國十大商幫》,第213—214頁。
  (50)黃啟臣、龐新平:《明清廣東商人》,廣東經濟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頁。
  (51)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4《食語》。
  (52)顧祿:《桐橋倚棹錄》卷6《會館》;《嶺南會館廣業堂碑記》,《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第327頁。
  (53)轉引自鐘文典主編《廣西近代圩鎮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72頁。
  (54)民國《儋縣志》卷4。
  (55)顧祿:《桐橋倚棹錄》卷6《會館》。
  (56)《潮州會館記》,《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340頁。
  (57)《明世宗實錄》卷538,嘉靖四十三年九月丁未。
  (58)張燮:《東西洋考》卷7《餉稅考》。
  (59)《明世宗實錄》卷189,嘉靖十五年七月壬午。
  (60)朱紈:《雙嶼填港工完事》,《明經世文編》卷205。
  (61)胡宗憲:《籌海圖編》卷11《經略一》。
  (62)嚴嵩:《琉球國解送通番人犯疏》,《明經世文編》卷219。
  (63)《明世宗實錄》卷293,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乙酉。
  (64)《明世宗實錄》卷321,嘉靖二十六年三月乙卯。
  (65)胡宗憲:《籌海圖編》卷11《經略一》;傅維鱗:《明書》卷162《亂賊傳·王直》。
  (66)傅衣凌:《明代泉州安平商人史料輯補》,《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編》,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67)何喬遠:《鏡山全集》卷48《壽顏母序》。
  (68)何喬遠:《鏡山全集》卷52《楊郡丞安平鎮海汛碑》。
  (69)李光縉:《景璧集》卷4《史母沈孺人壽序》。
  (70)李光縉:《景璧集》卷14《二烈傳》,卷3《贈隱君擢吾陳先生壽序》。
  (71)參見傅衣凌:《明代泉州安平商人史料輯補》,《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編》。
  (72)余正?。骸度交峁萏旌蠊恰?,乾隆《吳縣志》卷106《藝文》。
  (73)民國《吳縣志》卷33《壇廟祠宇》謂:“天后宮,在胥江西岸夏駕橋南,明萬歷四十一年福建商人建?!?/section>
  (74)光緒《嘉興府志》卷10《壇廟一》。
  (75)民國《衢縣志》卷4《建置志下·會館》。
  (76)王士性:《廣志繹》卷4《江南諸省》。
  (77)王士性:《廣志繹》卷2《兩都》,卷5《西南諸省》。
  (78)戴金:《皇明條法事類纂》卷12。
  (79)李賢:《古穰集》卷9《吾鄉說》。
  (80)丘濬:《江右民遷荊湖議》,《明經世文編》卷72。
  (81)同治《吉安府志》卷2《風俗》引。
  (82)查慎行:《西江志》卷26《風俗》引。
  (83)海瑞:《興國八議》,《明經世文編》卷309。
  (84)章潢《圖書編》卷39《江西圖敘》。
  (85)同治《南昌縣志》卷2《建置志》;李鼎鏞:《洪江萬壽宮記》,《洪江育嬰小識》卷4《識宛委》。
  (86)民國《醴陵縣志·建置志·公所》。
  (87)嘉靖《青州府志》卷6《風俗》。
  (88)萬歷《東昌府志》卷2《風俗》。
  (89)康熙《海豐縣志》卷3《風土》。
  (90)萬歷《武定州志》卷2《地理志上》。
  (91)李開先:《李開先集》中《閑居集·聽選官高君墓表》,轉引自《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編》第198頁。
? ? ? ? (92)民國《蕪湖縣志》卷5《城廂》。
  (93)原載《學術論壇》1958年第1期,收入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94)王興亞:《明清河南集市廟會會館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頁。
  (95)顧炎武輯:《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編第15冊,《河南·彰德府部》。
  (96)張瀚:《松窗夢語》卷4《商賈紀》。
  (97)前者見于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后者見張海鵬、張海瀛主編《中國十大商幫》和陳學文獨著,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
  (98)王士性:《廣志繹》卷4《江南諸省》。
  (99)王文祿:《策樞》卷4。
  (100)涂杰:《建龍游城記》,轉引自陳學文《龍游商幫》。
  (101)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卷72《童子鳴傳》。
  (102)雍正《浙江通志》卷100《風俗下》。
  (103)康熙《衢州府志》卷25《風俗》。
  (104)張守廣:《明清時期寧波商人集團的產生和發展》,《南京師大學報》1981年第3期。
  (105)林樹堅:《寧波商幫》,《中國十大商幫》,第111頁。
  (106)陸楫:《蒹葭堂雜著摘鈔》,沈節甫輯:《紀錄匯編》卷204。
  (107)王士性:《廣志繹》卷4《江南諸省》。
  (108)天啟:《慈溪縣志》卷1《風俗》。
  (109)《南京都察院志》卷21《職掌十四》。
  (110)均見李華編《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前言第2頁。
  (111)嘉靖《太平縣志》卷3《食貨志·民業》。
  (112)汪道昆:《太函集》卷55《明故處士李仲良墓志銘》。
  (113)此文最初發表于福建《社會科學》1948年4卷2期,后來收入其《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14)《平準學刊》第1輯,中國商業出版社1985年版。
  (115)周瑄:《秦公祚墓碣銘》,同治《洞庭秦氏宗譜》卷首上。引文中所缺二字,參照洞庭西山商人最為活躍的地方,疑為“南楚”或“荊楚”之類文字。
  (116)李東陽:《懷麓堂集》卷32《南隱樓記》。
  (117)歸有光:《震川先生集》卷21《葉母墓志銘》。
  (118)乾隆《臨清直隸州志》卷11《市廛志》。
  (119)弘治《句容縣》卷1《風俗》。
  (120)康熙《江寧府志》卷4《風俗》。
  (121)光緒《句容縣志》卷6《風俗》引。
信息來源:
《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93-103頁。
作者介紹:
范金民,江蘇無錫人,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史特別是明清史的研究與教學。

獨力承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明清江南商業與城鎮經濟的發展》和《明清商事糾紛與商業訴訟》,教育部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江南絲綢史研究》和《明清商幫研究》,江蘇省基金項目《明清時期江蘇的商幫》等,主持國家清史工程主體項目《傳記·類傳·循吏、孝義、忠烈》,參加日本文部省國際學術交流項目多項。
  
著有《國計民生——明清社會經濟研究》、《江南絲綢史研究》、《江南商業的發展》、《明清商事糾紛與商業訴訟》、《蘇州地區社會經濟史》(明清卷)[合著]和《洞庭商幫》等。
  
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和《中國經濟史研究》及日本、韓國、臺灣、香港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九十余篇。
  
曾為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郡禮大學訪問學者,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客座教授、人文科學研究所外國人研究員;曾在韓國高麗大學史學系、臺灣東吳大學歷史系、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講學;前往日本、韓國、臺灣、香港、澳門等國家和地區參加國際學術討論會十余次
歡迎專家學者、相關研究機構給歷史地理研究咨詢微信公眾平臺投稿,傳播歷史地理學的前沿動態、學術研究成果等等,惠及學林!

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歷史地理研究資訊

微信號:lsdlyjzx
輕輕一按即可關注我們的微信


Copyright ? 福建商會信息聯盟@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