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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彩808彩票论坛:李伯重 多種類型,多重身份:15至17世紀前半期東亞世界國際貿易中的商人(一)

彩票论坛大全 www.gsysfj.com.cn 海洋史研究 2019-06-18 14:48:33

商人

多種類型,多重身份:1517世紀前半期東亞世界國際貿易中的商人(一)


小編謹按:

本文原刊于《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6年第1期,第69-86頁。承蒙李伯重先生親自修改并惠允“海洋史研究”公眾號刊發推送,特此致謝!

全球史的興起,是近年來國際史壇上值得注意的大事。這種全球史摒棄以了往世界史研究中那種以國家為單位的傳統思維模式,主張基本敘事單位應該是相互具有依存關系的若干社會所形成的網絡;全球發展的整體趨勢,只體現在真正普適于所有社會的人口增長、技術的進步與傳播、不同社會之間日益增長的交流三大過程之中;在這三大過程中,最重要的是不同社會之間日益增長的交流;徹底顛覆歐洲中心論;在考察一個由若干社會參與其中的歷史時間的原因時,要充分考慮其發生的偶然性和特定條件性(以上系劉新成總結)。這種新的史學潮流出現后,在國際學界獲得廣泛的認同。


從全球史的視野來研究東亞世界的歷史,是我們正確認識歷史的重要方法。本文就旨在通過對1517世紀前半期東亞世界國際貿易中的商人的研究,跨越現在的國境,來了解當時東亞世界所發生的重大變化。


一、1517世紀前半期、東亞世界、國際貿易


本文研究的對象是1517世紀前半期東亞世界國際貿易中的商人。在這里,首先對本文所涉及的時間、地點和領域進行界定并做相應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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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517世紀前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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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世紀前半期,在中國是明朝中后期,在朝鮮則是李朝前期。為什么要選擇這個時期作為本文研究的時段?這是因為在這個時期,經濟全球化的偉大進程開始了。阿達(Jacques Adda)說:全球化經濟誕生于歐洲,開始于15世紀末,是資本主義興起的原因與結果。近幾十年來以一體化體制出現的世界經濟,來源于一個歐洲的經濟世界,或者說是一個以歐洲為中心的經濟世界。倘若沒有日本的有影響力的發展,沒有中國令人瞠目結舌的蘇醒,人們還將今天的世界經濟視為歐洲經濟世界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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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人的地理大發現之前,亞洲就已形成了相當發達的國際貿易網絡。阿布-魯霍德(Janet Abu-Lughod)總結說:在13世紀及此前很長時期,阿拉伯海、印度洋和南中國海已形成三個有連鎖關系的海上貿易圈:最西邊是穆斯林區域,中間是印度化地區,最東邊是中國的天下,即朝貢貿易區。這三個貿易圈之間的聯系雖然出現很早并且在不斷加強,但是從大規模和經常性的貿易的角度來看,這種聯系還不十分緊密。而歐洲與亞洲的經濟聯系,則更加疏松。到了15世紀末,歐洲人的大航海時代開始,歐洲和亞洲的經濟聯系有了突破性的的進展。費爾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指出:“13世紀中期以后,穆斯林中東衰落,三個新興的中心——歐洲、印度和中國——成為以后250年來世界范圍內最富活力和經濟繁榮的地區。這三個地區制造并出口工業產品,如紡織品、武器、瓷器、玻璃以及金屬器具等。就某些方面來說,穆斯林中東也可以排在第四位,但其實力則相對薄弱。在這三個地區中,中國和西歐又是最重要的,但彼此之間卻沒有直接的貿易。因此從羅馬時代開始,歐洲人就一直想打進世界最富庶的交易市場,但卻一直處于難以突破的不利陸偏遠角落的歐洲實在太窮。哥倫布前往中國的計劃,是一個有可能改變世界的擴張行動,到最后會使東方和西方的經濟產生連結,進而整合成一個全球的經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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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更為重大的是美洲的發現。費爾南德茲-阿梅斯托指出:“1492年那一年,不只基督教國度改頭換面,整個世界也脫胎換骨。我們置身的現代世界絕大部分始于1492年,所以對于研究全球史某一特定年代的歷史學家來說,1492年是很顯而易見的選擇,但實情是這一年卻反常地遭到忽略。說到1492年,最常有的聯想是哥倫布在這一年發現了前往美洲的路線,這可以說是改變世界的重大事件。從此以后,舊世界得以跟新世界接觸,藉由將大西洋從屏障轉成通道的過程,把過去分立的文明結合在一起,使名符其實的全球歷史——真正的世界體系’——成為可能,各地發生的事件都在一個互相連結的世界里共振共鳴,思想和貿易引發的效應越過重洋,就像蝴蝶拍動翅膀擾動了空氣。歐洲長期的帝國主義就此展開,進一步重新打造全世界;美洲加入了西方世界的版圖,大幅增加了西方文明的資源,也使得在亞洲稱霸已久的帝國和經濟體走向衰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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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中期,世界大部分地區已經被歐洲人發現并被納入了全球貿易網絡。因此,從15世紀至17世紀中期這兩個半世紀被稱為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早期階段,簡稱早期經濟全球化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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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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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的開始,改變了整個世界。本文所說的東亞世界,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劇變。這里,我要對東亞世界這個概念做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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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是我們今天最常見到的詞語之一,但是東亞的范圍則向無明確的界定。今日國際關系中所說的東亞,主要包括中國、日本、韓國三國;而在文化史研究中,東亞又往往是儒家文化圈的同義詞,即中、日、韓三國加上越南。這些說法自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包括中國、日本、韓國三國的東亞,主要是為了區別于包括中南半島和南洋群島的東南亞,因此往往又被稱為東北亞。然而,如果把今天的中、日、韓三國稱為東亞的話,東亞就等同于東北亞了,越南、琉球以及整個東南亞就被排除在外了。然而,更大的問題還在于中國:中國是一個東亞國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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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領土和人口方面,中國都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巨大實體。費南德茲一阿梅斯托說:在近代早期的世界上,中國是當時世界所知最接近全球超級強權的國家,比它所有可能的敵國加起來還要大且富裕。…..1491年官方統計的人口數據不到六千萬,絕對大幅低估了實際數字。中國當時可能有多達一億人口,而歐洲全部人口只有中國人口的一半。中國市場及產量的規模與其人口成正比,龐大的經濟規模使其他國家望塵莫及。史景遷(Jonathan Spence)說:到了明代后期的1600年時,中國是當時世界上幅員最遼闊、人文薈萃的統一政權。其疆域之廣,世界各國均難望其項背,當時俄國才開始形成統一的國家,印度則分別由蒙古人及印度人統治,墨西哥、秘魯等古文明帝國則毀于疫疾肆虐與西班牙征服者。此時中國人口已逾一億二千萬,遠超過歐洲諸國人口的總和。就今天的情況而言,中國的陸地面積東西跨越62個經度,南北達到49個緯度,超過整個東南亞地區和東北亞主要國家朝鮮和日本的面積總和。疆域廣袤的中國,除了與我們今天所說的東北亞、東南亞相鄰外,也與北亞(或內亞)、中亞乃至南亞接壤或者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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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巨大的領土內,包含了自然條件迥異的地區?;瓶〗莧銜衷諭ǔK檔?/span>東亞包括中國大陸、朝鮮半島、日本、中南半島等地,主要原因是這個地區的氣候、溫度等風土有特殊性,即屬于和辻哲郎所區分的三種風土類型(季風型、沙漠型、牧場型)當中的季風型地域。然而,中國北部(長城以北)和西北部(蘭州以西)的廣大地區,在自然條件與中亞和內亞更加一致,屬于干旱地域:西部和西南部的青藏高原以及云貴高原,大部分地區是高寒地域;東北部的自然條件則與今日俄國的遠東地區相似,屬于北亞寒冷地域。這些地區的風土與中國內地(亦稱China Proper)有很大差異。即使是在中國內地,雖然都屬于和辻哲郎所說的季風型地域,但在中國的南方和北方之間也存在巨大的地域差別,以致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認為這個差別如此之大,可以說是兩個中國。如果再進一步,看看中國的南方,那么還可以發現:在自然條件方面,位于最南方的珠江流域與其說接近位于中部的長江流域,毋寧說更接近其南面的中南半島。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不僅是一個東亞國家,同時也是一個東南亞、北亞和中亞國家,或者說是東部亞洲各地區(東北亞、東南亞、北亞、中亞)的集大成者。由于中國如此巨大和多樣,因此中國與亞洲其他部分的交流,也具有全方位的特點,交流涉及的地區也各不相同?;瓶〗苤賦?,中國與朝鮮或日本的交流活動,與其說是中、朝交流,或中、日交流活動,不如說是江浙地區與日本的交流,或是山東半島與朝鮮的交流,更具有歷史的實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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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這里所研究的地區是亞洲大陸東部地區,包括今天所說的東北亞、東南亞和中國三個區域。為了避免誤解,我使用東亞世界這個名詞來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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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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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國際貿易,就是國家之間的貿易,對于一個國家來說也就是外貿。既然是國家之間的貿易,就不能不談談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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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經談到,全球史研究的對象是跨越國境的歷史。進行全球史研究,就必須擺脫國家的觀念。今天的國家基本上都是民族國家,但是民族國家是一個近代的現象。在世界歷史的大部分時間內存在的國家,并不是今天的民族國家。在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東亞世界,除了中國、朝鮮、日本以及安南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國家的特點外,其他地區的眾多政權都不具備這樣的特點。至于在海上,那時也尚未有公海領海的概念。因此,如果用今天的國家觀念去研究那個時期的歷史,就會導致對歷史的誤解。大概是出于這種理由,貢(Geoffrey C. Gunn)把前近代時期的亞洲歷史稱為無國界的歷史。他新出的一本書,書名即 History Without Borders: The Making of an Asian World Region, 1000-1800。本文所研究的東亞世界國際貿易,就發生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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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之所以不同于國內貿易,是因為涉及國際貿易的各國(或者領土政權),在經濟政策、語言、法律、風俗習慣以及貨幣、度量衡、海關制度等方面都不相同。由于這些差異,進行國際貿易有諸多困難。例如,因為貿易主體為不同國籍,資信調查比較困難;因涉及進出口,易受雙邊關系、國家政策的影響;交易金額往往較大,運輸距離較遠,履行時間較長,因此貿易風險較大;除交易雙方外,還涉及到運輸、保險、銀行、商檢、海關等部門;參與方眾多,各方之間的法律關系較為復雜。因此即使在今天,國際貿易也比國內貿易更困難,同時商業風險也大于國內貿易。至于在前近代時期,情況就更為嚴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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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交通運輸方面,連接東亞世界與外界的主要陸上交通線是著名的絲綢之路,一路上盡是高山、大漠、草原、荒野,大多數地方人煙稀少,許多地方人跡罕至,旅途極盡艱難。馬可波羅行經羅布荒原時,從荒原的最窄處穿過也需要一個月時間。倘若要穿過其最寬部分,則幾乎需要一年的時間。人們要過此荒原,必須要準備能夠支持一個月的食物。在穿越荒原的三十天的路程中,不是經過沙地,就是經過不毛的山峰。特別是帕米爾高原,沿高原走十二日,看不見一個居民。此處群山巍峨,看不見任何鳥雀在山頂上盤旋。因為高原上海拔高,空氣稀薄,食物也很難煮熟。直到17世紀初,葡萄牙傳教士鄂本篤(Benoitde Goes)沿著絲綢之路從印度經中亞來中國,旅程依然非常艱險。在翻越帕米爾高原時,由于天氣寒冷、空氣稀薄,人、馬幾乎不能呼吸,因此而致死者比比皆是,人們只有靠吃蒜、蔥或杏干來抵御。他們經過了一段最惡劣的道路,在滕吉巴達克(Tengi-Badascian)山附近損失了大量財物和馬匹,在翻越撒克力斯瑪(Sacrithma)高山的時候又凍死了許多同伴。在與盜賊、火災、山嶺、風雪相爭斗后,160311月末,這支商隊終于到達目的地——喀什噶爾(Cascar)的都城鴨兒看城。此時距鄂本篤等離開果阿東行,恰為一年。鄂本篤所帶的馬有六匹都死于凍餓困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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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路情況如此,海路成了國際貿易的唯一另外選項。在亞洲東部海域,海上交通很早就已開始,但是由于造船和航海技術尚未取得重大進步,海船基本上只能做近岸航行。在東海海域,盡管中國和日本之間僅只隔著黃海,向來稱為一衣帶水,但是直到唐代,中日之間的航行仍然充滿風險。高僧鑒真大師東渡日本,啟行六次,失敗五次,第六次乘坐日本遣唐使船航行成功,但也備極艱難,海上航行歷時兩個月,而且同行的船只中,遣唐使藤原清河與學者阿倍仲麻呂乘坐的船先觸礁,后又遇偏北風暴而漂至安南,全船180余人,死了170余人,僅藤原清河與阿倍仲麻呂等十余人幸免于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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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海海域,情況要好一些。但是也充滿風險。東晉高僧法顯在西元411年自獅子國(今斯里蘭卡)歸國,走的就是這條路線。他先乘船從穿越馬六甲海峽,繞行東南亞半島,然后北上。他登上一艘返航的中國商船,在海上漂泊90日,抵達耶婆提國,停留5個月等候季風,后搭乘另一商人大船,啟程返國,在海上顛簸了近三個月,最后才到達了今山東半島的青州長廣郡界。到了宋元時代,海上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有了重大進展,但是依然是一條風險很大的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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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前近代時期的世界上,各個國家(或政權)的領土往往沒有明確的邊界(即國界),因此出現許多管轄權不清的地方。不少地區在若干時期中甚至沒有國家(或政權)管治,成為政治管轄的真空地區。這種情況,使得國際貿易成為高風險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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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近代時期國際貿易中的商品主要是價格昂貴的奢侈品。到了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情況有所改變,但是如波多(Michael D. Bordo)等指出:1617世紀的國際貿易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貿易的商品種類仍然主要集中于那些非競爭性的商品,特別是那些只有某些特定地區才能生產的地方特產。由于這些商品的特殊性,運到銷售地的價格也十分昂貴。這樣一來,使得從事國際貿易的商隊更加成為沿途盜匪垂涎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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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絲綢之路,政治狀況很不穩定,盜匪橫行,洗劫商旅,殺人劫財,乃是常情。即使是治安相對較好的蒙古帝國時代,從馬可波羅的記述來看,盜匪依然不少。蒙古帝國瓦解后,中亞地區大多數時期處于混亂狀態,成為商旅的高風險地區。海上國際貿易的交通運輸情況也非常不理想。由于前近代時期不存在公海領海的概念,海岸之外的海域都處于無人管理的狀態,因此航行安全也沒有保障。特別是在連接東亞世界與外界的海上絲綢之路,由多條航段組成,這些航段大都沿海岸或者離海岸不遠,容易受到海盜的侵襲,因此海上貿易也充滿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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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前近代時期的國際貿易中,由于沒有國際法和國際公約一類共同的游戲規則,因此一旦商業糾紛出現,在大多數情況下,就只有靠糾紛發生地的統治者的意志來解決,而這些統治者往往對過往商旅橫征暴斂,雁過拔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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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以上原因,商人只能結成大團伙,方能進行國際貿易。荷蘭人白斯拜克于1560年奉日耳曼皇帝查理五世之命,出任駐奧斯曼帝國使節。他在伊斯坦布爾見到一位旅游中國的土耳其麥沃拉納教派的伊斯蘭傳教士。此教士講了他去中國經歷。他加入了進行絲綢之路貿易的卡拉萬(Caravan)商隊。這個商隊規模頗大,原因是路上艱難險阻,非結大隊不可,小群不得通過。他們一直行抵中國嘉峪關后,方才安全,沿途每日有站可停,并供食宿,取價低廉,再行多日乃抵北京。明朝末年,葡萄牙傳教士鄂本篤(Bento de Goes)從印度啟程前往中國,情況也如此。他在拉合爾隨同商隊出發去喀布爾,同行的有500人,已有相當的自衛能力,但途中遇到盜匪,多人受重傷,鄂本篤和其他幾人逃到了樹林里才得以脫險。在海上,情況更加明顯。為了對付盜匪和官府的劫掠和勒索,商隊必須提高自衛能力和公關能力,成為擁有相當可觀的武力和借助政治力量的團體。一方面,攜帶武器,雇用衛隊,以對付小股盜匪,另一方面則尋求沿途各種地方政權的?;?,攜帶大量貴重貨品,向官員和地方首領行賄,并忍受沿途政權的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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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上情況,前近代和近代早期的國際貿易,不僅與今天的國際貿易迥異,而且也與當時各國的國內貿易有很大的不同。這種不同當然也使得從事國際貿易的商人自有特色。


二、前近代與近代早期國際貿易中的商人


1517世紀前半期東亞世界國際貿易中的商人盡管有自己的特色,但他們終究還是商人,是一種前近代時期國際貿易中的商人。因此在討論關于517世紀前半期東亞世界國際貿易中的商人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需要弄清什么是商人,什么是前近代時期國際貿易中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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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商人(merchant),就是從事商品買賣的人。他們買賣的商品,一般數量較大,可以從中獲利。因此《現代漢語詞典》對商人的解釋是販賣商品從中獲取利潤的人。在英文中,幾部最權威的詞典對merchant的解釋也與此大同小異。但是這個關于商人的普通定義,并不完全適用于前近代時期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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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前近代時期(特別是在古代)世界許多地方,雖然商人也是從事較大數量的商品買賣的人,但是他們卻具有一種特殊的身份,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在西歐古典時代(希臘羅馬時代),商人是一個社會地位低下的階級。到了中世紀,商人仍然受到主流社會的歧視,往往只有猶太人等被排除于主流社會之外的族群才成為商人。這些人被擠到社會的邊緣,即如馬克思所言,他們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空隙中,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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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中國古代的四民觀,商人也被放于最下的位置。秦漢時期曾實行歧視商人的政策,商人被列入商籍(或市籍),在出仕等方便受到歧視。一直到明代初年,這種賤商的傳統還可以看到。朱元璋規定:農家許著綢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著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細紗。到了正德元年,還重申禁商販、吏典、仆役、倡優、下賤皆不許服用貂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商人是一種社會地位低下的人,盡管各個時期(特別是明代中后期)情況有很大不同,而且實際情況往往是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因此前近代時期的商人不僅是一種職業身份,而且是一種社會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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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今天,商人是專門從事商業貿易活動的人,但是在前近代時期,各種不同的人都可以從事商業,這就導致了誰是商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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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指出這種情況的人是司馬遷。司馬遷在不朽名著《史記》中專門設了一篇《貨殖列傳》,李埏先生認為這在中國史籍是空前絕后的。李先生還指出:司馬遷從先秦至西漢的眾多商人中選取了20 人,為之立傳,此外尚有誠壹致富10人,則只記其名姓。若并計之,共計30人。這30人包括如下的幾種人:(1)專事商品交換的人,如范蠡、子貢、白圭、刀間、宣曲任氏、……。他們在市場上,依積著之理,以物相貿,買賤賣貴;(2)既從事商品生產,也從事商品交換的人。如曹邴氏以鐵冶起,……貰貸行賈遍郡國;如程鄭冶鑄,賈椎髻之民; 如宛孔氏大鼓鑄……,因通商賈之利。其他冶鐵、煮鹽、……的人,雖未明言從事商品交換,但都是為市場而生產,是不能不交換的;(3)從事服務性行業致富的人。如灑削的郅氏、胃脯的濁氏、馬醫的張里?!讀寫分械倨湫彰?,未為之立傳;(4)經營借貸的子錢家。其著者如富埒關中的長安無鹽氏。李先生總結說:中國古代的所謂的商人,不僅指從事廢居”“積著的賈人,也包括從事煮鹽、冶鐵……兼營產銷的企業主,即《史記》所稱的從事貨殖、末業的人們。他們不是一個單純的集體,而包括了各種各樣的人。在先前,由于中國尚未統一,因此上面的商人中,有許多因為從事的是跨國(即跨越諸侯國)的貿易,也可以被視為從事國際貿易的商人。由此可知,前近代的國際貿易商人,也如同從事國內貿易的商人一樣,具有多種多樣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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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也出現在中世紀后期和近代早期的西歐。拉布(T. K. Rabb)指出:在近代早期的英國,人們尚未對商人merchant)一詞作清晰的界定。即使限制在對外貿易范圍內,商人這個群體也包括了廣泛的內容,從地方商人到倫敦的大商賈,而所謂地方商人則包括小販和手工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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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前近代時期的商人包括有許多不同類型的人。雖然他們的社會身份和政治地位有很大差別,但是有一個共同點,即從事商品交易并從中獲利。在此意義上,他們都可以稱為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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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近代早期,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各種各樣的人都卷入商業活動,人數急劇增加,使得商人的種類更為復雜。同時,在近代早期,不僅國際貿易空前活躍,技術(特別是航海技術和軍事技術)也取得長足的進步和廣泛傳播,使得國際貿易中的糾紛急劇增加,沖突也日益劇烈。在此情況下,商人進行國際貿易,必須更加依靠武力自衛和戰勝敵人,不論這種武力是商人自己擁有的還是借助于國家(或其他團體)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時期,各地從事國際貿易的商人,都采取不同的方法,把自己變成武裝商人。例如,在印度洋的國際紡織品貿易中,位于南印度的凱科拉(Kaikkoolar)商人團體,早在17世紀之前很久就建立了強大武裝,和競爭對手進行戰斗。因此麥因斯(Mattison Mines)稱他們為武士商人Warrior Merchants)。更重要的例子是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西歐商人。他們出海貿易,不僅擁有強大的武力,而且往往得到國家的支持,因此不僅自衛,而且劫掠其他國家的商船。因此之故,他們到底是商人還是海盜,一直爭議不斷。在今天,海盜(Pirates)一詞指的是在海上掠奪他人財物的犯罪分子。但是在近代早期的英國,海盜(也被稱為海狗)并未被視為罪犯。若是結合國家權力進行掠奪行為,海盜就稱為探險家商人冒險家,被視為英雄:而若在與國家權力無關的情況下進行掠奪,則被視為犯罪分子,必須接受法律制裁。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其他地方,例如北歐海盜維金(Viking)人,英國詩人拜倫敘事詩中的主角——地中海海盜(Corsairs)、加勒比海上令人聞風喪膽的西印度海盜(Buccaneers),以及日本戰國時代廣為人知的瀨戶內?!八?/span>和東海的“倭寇等,在性質上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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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代早期國際貿易的特點,只有具有相當實力和規模的商人團體,才能夠從事這種高風險的貿易,而且他們與各種形式的政治力量有著密切的關系,尋求這些的政治力量的?;?,或者利用這些政治力量以謀取最大利益。而在各種政治力量中,最重要的是國家(或者不同形式的政權)。國家政權在中國傳統觀念中通常被稱為,而與相對的概念是。因此依據、這兩個概念,這些商人團體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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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官商:這里所說的官商,包括兩類:第一,由一個國家的政府(或者一個部族政權)派遣、代表該國(或者該部族)與外國進行貿易的商人;第二,雖非一國政府(或者一個部族政權)派遣、但得到該國政府(或者該政權)授權和支持進行國際貿易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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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私商:這里所說的私商,就是不由一國政府(或部族政權)派遣并代表該國進行國際貿易的商人。因此,有些官員未經該國政府派遣而自己私下與外國進行貿易,這時他們也屬于私商。在私商這個范疇中,還可以分為普通商人海盜商人兩個大類。在國際貿易中,有些商人更多地依靠人際關系網絡,通過所涉及地區的政府(或政權)解決貿易中的問題,并獲得?;?;而另外一些商人則更多地依靠武力自衛或者打擊對手。前一類商人,這里稱之為普通商人,后一類商人則稱之為海盜商人(這里所說的海盜商人也包括陸地上的同類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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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軍商:這個名詞是我發明的,指的是商業與軍事力量的結合而成的一種特殊的商人組織。全球史大家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說:在1300-1600年間地中海地區的商業化戰爭中出現了一種軍事商業復合體military-commercial complex)。因其在戰爭卓有成效,爾后傳播到新的領域。這種復合體的主要特征,是商人與國家形成了彼此緊密結合的利益共同體,國家為商人提供武力支持,商人則為國家攫取海外財富和殖民地?;謊災?,商人在國家的支持下,不僅積極開展國際貿易活動,而且用武力建立海外殖民地。在近代早期的東亞世界,情況頗為復雜。一方面,歐洲人將其軍事商業復合體帶到了東南亞許多地區,建立了殖民地;另一方面,東亞世界的一些海盜商人團伙通過武力,逐漸建立起自己的政權,對其占領下的地方實行統治,并以此為基地開展海外貿易。這種政權基本上處于獨立或者半獨立的狀態,與本國關系頗為復雜,有時對抗,有時合作,而不像歐洲的那種軍事商業復合體都是與本國政府密切合作并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的。因此,在1517世紀中期的東亞世界國際貿易中,有兩種軍事商業復合體,第一種是歐洲人建立的、得到本國政府大力支持的軍事商業復合體,第二種則是東亞世界本地人建立的、未得到本國政府支持的軍事商業復合體。在本文中,我把這兩類軍事商業復合體中的商人都稱為軍閥商人,簡稱軍商。這里我要提醒讀者:這里所說的軍商并非軍人經商或者經商之軍人之意,而是軍事商業復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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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軍商奪取或者控制了范圍大小不一的地區,形成了一種獨立或者半獨立的政治軍事實體,但是與以往的征服者奪取新的土地建立的政權不同,這種軍商政權主要目標是從事或者擴大國際貿易,掌握或者控制國際貿易的霸權。軍商的這種特殊的性質,只有在近代早期的世界上才看得到。


三、1517世紀前半期東亞世界國際貿易中的商人


在上節中,我們對近代早期國際貿易商人的情況作了歸納性的分析,在本節中,通過一些實例,來對1517世紀前半期東亞世界國際貿易中各類商人的情況,逐一進行簡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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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類官商,即由一個國家政府(或者一個部族政權)派遣、代表該國(或者該部族)與外國進行貿易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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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商人的最典型的例子,見諸明朝與朝鮮的朝貢貿易中。在1517世紀前半期的東亞世界,只有中國和朝鮮兩國是統一并且擁有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和官僚體系的國家,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唯一兩個具有初期民族國家特征的國家。因此之故,兩國之間的關系也最為正規化,朝貢貿易具有清楚的國際貿易的特征。從事這種貿易的是外交使團,由國家派遣、并且為國家進行貿易,因此是典型的官商。關于這些問題,學界已有深入的研究。這里,我主要談談不同政權之間的朝貢貿易中的官商問題。在這方面,明朝與東北女真人之間的朝貢貿易是很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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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女真是在明朝宗主權監護之下的半獨立地方政權。明朝與女真之間的貿易也主要是朝貢貿易。在女真方面,只有具有特殊的身份的商人才能夠從事這項貿易,主要由具有進京朝貢資格的女真各部首領組成。他們既是各部族的首領,又是明朝設置的地方官,而且還必須擁有明朝授予的敕書,才能獲得從事朝貢制度與馬市貿易的特權。這種身份決定了他們所從事的商業活動與政治權力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也是官商,即由部族政權派遣、并代表部族政權從事與明朝貿易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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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類官商,即雖非一國政府(或者部族政權)派遣并代表該國(或者該政權)、但得到該國政府(或者該政權)授權和支持進行國際貿易的商人。這類商人在中亞(即西域)各國(或地方政權)與明朝的貿易中非?;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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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與西域各國(或政權)的朝貢貿易具有四個特點:(1)使團人數眾多,少則幾十人,多則三四百人;(2)進貢的方物數量大,少則幾十、幾百匹馬駝,多則三千,甚至六千匹馬;(3)明朝中央政府回賜的物品數額大,賞賜鈔錠數由二萬、三萬至六萬余,一次賜絹多達一千余匹;(4)朝貢貿易持續時間長,幾乎與明朝相始終。這種朝貢貿易是典型的官方主導的經貿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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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數情況下,從事這種朝貢貿易的商人主要是一些與西域各國(或地方政權)統治者有密切關系的商人家族。典型的例子之一是15世紀后期和16世紀初活躍于絲綢之路上的寫亦虎仙家族。寫亦虎仙是哈密回回首領,曾充當使臣,周旋于哈密與明朝、吐魯番之間。弘治十年(1497),哈密地方統治者派遣寫亦虎仙等人為使臣,向明朝進貢。寫亦虎仙等至京后,禮部憫其流寓之窮,計其駝馬方物價值,給賜段絹五千余匹。寫亦虎仙熟知明廷給賜規則,對禮部薄減衣服彩段做法不滿,在賞賚已畢、買賣已完情況下,仍輾轉延住,奏討不已。作為哈密的使臣,他不是以加強哈密與明朝的聯系為目的,而是追求財富為目的,充分顯示出寫亦虎仙的商人本性。這是絲綢之路貿易家族的重要特征。寫亦虎仙家族通過這種朝貢貿易,在甘州、肅州等地積累了大量財富。這種貿易家族與明朝政府、西域地方政權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寫亦虎仙是哈密衛故都督僉事賽亦撒隆之侄,也是哈密人火辛哈即的女婿,他的女兒嫁給了土魯番速檀(即蘇丹)阿黑麻的使臣火者馬黑木。其岳父火辛哈即也把另一女兒嫁給了阿黑麻的親信牙木蘭;牙木蘭又以妹嫁火辛哈即侄亦思馬因。這種親戚復親戚的關系形成了盤根錯節的家族網絡。當時西域的國際貿易主要就是通過這種家族網絡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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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寫亦虎仙既充當哈密統治者的使臣與明朝交涉,得到明朝的賞賜與官職,同時又充當明朝甘肅守臣彭澤的使臣,被派往敵對的吐魯番進行交涉。其經歷表明:在明朝的朝貢貿易體制下,只有充當使臣才能謀取更多的經濟利益。他雖是哈密回回首領,但只能在哈密地方統治者忠順王和都督奄克孛剌名義下作為進貢使臣出使明朝,或者充當明朝使臣出使吐魯番,從而發財致富。因此這種商人不是普通的商人,而是得到政府支持、具有官方身份的商人,亦即本文所說的第二種類型的官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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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類私商,即主要采取和平手段進行國際貿易的普通商人。在1517世紀前半期東亞世界國際貿易中的普通商人,以福建海商為最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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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半個世紀以前,恩師傅衣凌先生就對明代福建海商作了開拓性的研究。他在研究中指出:明代初期,福建海商受著貢舶貿易的支配,僅作被動的、消極的經濟活動。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到了成化、弘治時期,他們已不和從前一樣了,而是積極地直接參加海上貿易活動,以自由商人的姿態出現,并大大地擴大了其活動范圍。到了嘉靖時期,民間造巨船下海通番的情況已蔚然成風,導致沿海社會經濟出現很大變化,從而引起明朝政府嚴重關注,在《明實錄》就有許多關于這方面問題的記載。這種自由商人不僅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而且往往受到政府的限制和打擊,因此是典型的普通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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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貿易需要有較大的資本。傅衣凌先生已經指出:海船的建造和維修都需要大量資本,海上航行需要眾多船員水手,必須為他們提供生活必需品并支付薪金,在各停泊港口需要支付各種費用,再加上海上貿易是一種高風險的活動,為了對付風險,也需要大量資本作為事實上的保證金。傅先生認為: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能具備這種財力者,不是地主便是官僚,因此這種私商基本上都是地方上的豪門大姓。當然也有普通商人采取合作的方式造船和出海貿易。典型的做法是集資造船,合伙經營。這種情況相當普遍,在明代小說中也有反映(如《初刻拍案驚奇》卷一《轉運漢遇巧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鼉龍殼》所說:有幾個走海泛貨的鄰近,做頭的無非是張大、李二、趙甲、錢乙一班人,共四十余人,合了伙將行)。這些私商出海后,大多是憑借自己的關系網進行貿易。不過,如同前面已經談過的那樣,由于在當時的海上貿易中尚未有國際安全機制,因此商船出海,往往要尋求擁有強大武力的海上武裝集團的?;?,成為這些武裝集團控制的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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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類私商,即擁有相當強大的武力、亦商亦盜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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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世紀中期東亞世界的國際貿易,由于尚未有國際法規約束,因此處于一種無序的狀態。彼此競爭的商人,或者為了自衛,或者為了打擊競爭對手,往往借助武裝集團的力量,因此與形形色色的武裝集團之間存在一種非常密切的關系。這種關系在海上國際貿易中尤為明顯,使得海商海盜之間很難做出一個明確的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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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1517世紀前半期東亞世界的海盜,大家都會想到肆虐東亞海域的倭寇。關于倭寇問題的研究,學界的研究成果已非常豐富,此處不擬贅述。這里我要問的是:在當時的東亞海域中的倭寇和海商之間是什么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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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學界的較新的看法,倭寇包括前期倭寇后期倭寇。前期倭寇主要活動在14世紀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成員基本上是被稱為西日本惡黨的日本人;而后期倭寇(日本通常稱為嘉靖大倭寇)是嘉靖三十一年以后活動的海盜,其成員不僅有日本人,也有中國人,甚至中國人可能還占多數,所以《明史》卷三百三十二《日本國》說: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這些真倭、假倭相互利用,倭奴借華人為耳目,華人借倭奴為爪牙,彼此依附。明朝人謝杰在《虔臺倭纂》中也說: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為中國患,皆潮人、漳人、寧紹人主之也。倭寇的大頭目往往是中國人,最有名的就是許棟(許二)、汪直(亦作王直)、李旦(李光頭)等。如果對這些人的經歷進行仔細分析,可以看到:首先,他們不是單純的海盜。其之所以被稱為海盜,是因為明朝的海禁政策致使他們的海上貿易難以進行,因此他們與明朝政府發生沖突。他們本來大多是從事海上國際貿易的商人,而非一開始就是海盜。例如汪直本是徽商,后來參加許棟的海上走私集團。浙江巡撫朱紈發兵攻剿許棟集團,許棟兄弟逃亡,汪直收其余眾,進而發展成為海商武裝集團的首領。其次,他們的貿易活動范圍廣闊,囊括了東亞海域,是一種真正的國際貿易。例如許棟與弟許三先在馬六甲建立起交易網,然后與留在國內的許四、許一等合伙進行走私貿易。汪直當初南下廣東,造巨艦販運硝黃、絲綿等抵日本、東南亞各地,他本人也歷市西洋諸國,在阿瑜陀耶(華人稱為大城府)、馬六甲和中國之間往來,由此結識了才到東南亞不久的葡萄牙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他和三名葡萄牙人帶領上百名番商從暹羅乘船北航雙嶼港,結果被暴風雨沖飄到日本種子島,從而和日商建立起貿易關系。由此可見,許多倭寇實際上是一些亦商亦盜、從事國際貿易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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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海商和海盜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界線。二者的角色是經常在相互轉換著的,正如通曉倭寇問題的萬歷時人謝杰所言: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在近代早期國際貿易中,這種亦商亦盜的海商乃是正常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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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一類軍商,即得到本國政府支持的軍事商業復合體中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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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世紀中期東亞世界的海域是一個無法無天的混沌世界,在其中進行國際貿易非常艱難。然而正是在這個時期,國際貿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為了保障國際貿易的進行,一些實力強大的組織企圖建立一種國際貿易賴以進行的秩序,創造一個相對有序的國際環境。在當時的國際條件下,只有用武力才能做到這一點。因此之故,就出現了一種軍事商業復合體,亦即本文所說的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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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軍商最典型者,是荷蘭東印度公司。1597年,荷蘭第一支遠征隊成功從東南亞返回國內,荷蘭掀起前往東南亞貿易的高潮,被稱為航???/span>時期。在此背景下,荷蘭東印度公司應運而生,成為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最重要的國際貿易機構之一,即如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在17世紀時,可能是荷蘭的商業擴張中最富有戲劇性和最為輝煌的一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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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東印度公司,荷蘭文名為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即聯合東印度公司,英文則通稱Dutch East India Company,成立于1602320日,1799年解散,是世界上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從事與東亞世界的貿易。然而,這家公司絕非一個單純的貿易機構,而是一個擁有強大武力的商業政治實體,也就是上面所說的軍事商業復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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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東印度公司從成立伊始,就得到荷蘭政府的大力支持。荷蘭議會授予該公司各種特權,給予它壟斷從好望角以東至麥哲倫海峽之間陸地和海域的航海和貿易特權,并授予對所占領地區的統治權(立法、行政權)以及對外宣戰、媾和、締約的權力。公司對外只要以荷蘭攝政總督的旗幟代替公司的旗幟,公司的商船即可成為代表國家的戰船;而外國商業競爭對手若有激怒公司的行為,也可被該公司解釋成對荷蘭國家的冒犯。公司所屬職員(包括貿易、軍事,司法等人員)在就任之前,必須對荷蘭議會與公司宣誓效忠,議會有權聽取公司報告經營狀況,干預公司高級職員的任免。不僅如此,公司的原始股東與政府官員通常屬于同一集團,因此范岱克(Paul Arthur Van Dyke)指出荷蘭東印度公司是結合公司與國家共同利益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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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印度公司不僅是一個貿易公司,而且也是一個軍事政治組織。仿照東印度公司本部的制度,公司在東亞地區建立了東印度評議會,可自行決定貿易政策,并擁有在亞洲自行開戰的權利。公司擁有強大的武力,其艦隊在廣闊的大洋上與葡萄牙、西班牙、英國、中國以及東南亞一些國家或政權進行了多次戰爭。后世史學家評論東印度公司說:該公司的特點是左手拿著賬冊,右手拿著刀劍,這就是軍事商業復合體的最好寫照。到了1669年,該公司不僅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私人公司,而且是一個強大的海上強權,擁有150艘武裝商船和40艘戰船,1萬名士兵。公司以巴達維亞為主要司令部,其次為錫蘭、馬六甲、爪哇、馬來西亞群島等地,在好望角也筑有驛站,為途經的船舶添加燃料、補給并實施維護修船工作。憑借著強大的武力,早在17世紀初,公司便奪取了葡萄牙占領的香料群島(摩鹿加群島)。1619年,公司在爪哇島的巴達維亞上空升起自己的旗幟,建立了荷屬東印度群島殖民地,壟斷了東方香料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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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擁有強大的武力和在殖民地的政治統治權,但是荷蘭東印度公司仍然是一家商業公司,公司的一切活動,莫不以牟利為目的。公司經常發動戰爭,但是開戰的理由無關民族、信仰、正義,只有利益而已。在殖民地,公司的所作所為也只是為了利益,以致英國駐爪哇島總督萊佛爾斯(Stanford?Raffles)描述荷蘭東印度公司說:它一心只想賺錢,它對待自己的臣民還不如過去的西印度種植園主人對待他們的奴隸,因為這些種植園主買人的時候還付過錢,而荷蘭東印度公司一文錢都沒有花過,它只運用全部現有的專制機構壓榨居民,使他們把最后一點東西都交納出來,把最后一點勞力都貢獻出來。這樣,它加重了任意妄為的半野蠻政府所造成的禍害,因為它是把政治家的全部實際技巧同商人的全部壟斷利己心腸結合在一起進行統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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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主要商業活動是購買亞洲(特別是中國)的產品到歐洲銷售。因此它在東亞世界的海域活動非常頻繁,成為這一地區最重要的商人組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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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二類軍商,即未得到本國政府支持的軍事商業復合體中的商人。這類商人的典型是17世紀初期活躍于東亞世界海域的鄭氏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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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東印度公司是在國家大力支持下、依靠強大的軍事和政治力量來從事國際貿易的商人集團。但是在1517世紀中期的東亞世界國際貿易中,這類商人集團并不多。相反,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商人集團往往被視為海盜,受到國家的打擊。然而,也有個別集團能夠在與國家對抗的情況下積攢力量,建立海商/海盜政權,亦即具有政權性質的軍事商業復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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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元朝末年,這種海商/海盜政權就已初露端倪。中國南方沿海的廣東和福建商人到了東南亞,在經商的同時,也進行海盜活動。到了明初,這種海盜活動已成了氣候。其中最出名的是陳祖義集團。陳氏是廣東潮州人,洪武年間逃到南洋,入海為盜,盤踞馬六甲十幾年,在其鼎盛時期成員超過萬人,戰船近百艘,活動范圍包括日本、臺灣、南海、印度洋等地。陳氏自立渤林邦(位于蘇門答臘島)國王,東南亞一些國家甚至向其納貢。后來陳氏集團與鄭和艦隊發生沖突,發生激戰,陳祖義等首領3人被生俘,該集團隨之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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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葉以后,中國沿海地區私人海外貿易日益活躍,中國的海盜/海商也成長起來了。為著經濟利益,他們與葡萄牙、荷蘭等國的海盜/海商之間展開了競爭,角逐于東、西兩洋。到了明末,中國的海盜/海商發展達到頂峰,建立自己的軍事商業復合體,即鄭氏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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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氏集團即鄭芝龍、鄭成功、鄭經領導的商人集團,亦被稱為一官黨,縱橫東亞海域數十年,成為17世紀世界上的超級海上強權。該集團創始人鄭芝龍以海商起家,建立起自己的武裝力量,憑借實力與謀略,在東亞各種勢力中捭闔縱橫,牟取利益。他羽翼未豐之時,和荷蘭人合作,攻擊西班牙人。爾后,又與荷蘭人發生沖突。天啟七年(1627年),他與在臺灣的荷蘭人發生戰爭,擊敗荷軍,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商業貿易中的最強大的競爭對手,并在馬六甲以北的海域占有優勢。1633年荷蘭政府決定對中國發起一場嚴酷的戰爭,需派去大批人力、海船和快艇,以獲得所期望的自由的中國貿易,同時保證公司在東印度的其他事務不受阻礙。為此,派遣荷蘭在臺灣的長官蒲陀曼(Hans Putmans)率領艦隊前往福建沿海,聯合劉香和李國助兩個與鄭芝龍對立的海盜集團,進攻鄭芝龍的據點廈門,與鄭氏武裝在金門料羅灣決戰。結果荷方大敗,史稱料羅灣大捷。大捷之后,荷蘭人不得不每年向鄭芝龍繳納12萬法郎的?;し?,東印度公司的商船才能安全通過中國水域。此后,荷蘭不得不放棄在中國大陸口岸直接貿易的企圖,只能按照鄭氏安排,依賴中國海商提供中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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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元年(1628),鄭芝龍接受了明朝的招撫,被授予海防游擊之職。鄭芝龍雖名為明廷命官,實則保持相對的獨立性。在消滅海上異己力量的過程中,鄭芝龍進一步擴大了自己的勢力,獨攬海洋巨利,中國東海和南海的海上貿易權均控制在鄭氏集團手中,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舶稅三千金,歲入千萬計,(芝)龍以此居奇為大賈。……又以洋利交通朝貴,寢以大顯。泉城南三十里有安平鎮,龍筑城,開府其間,海梢直通臥舶內,可泊船,竟達海。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于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付龍,取之如寄。故八閩以鄭氏為長城。鄭氏集團儼然已具有海上政權的雛型。明亡之后,鄭成功繼續經營這支海上武裝。他全力支持反清復明事業,1658年(清順治十五年,永歷十二年)統率17萬水陸軍大舉北伐,次年再次率領大軍北伐,會同張煌言部隊攻克鎮江、瓜洲,接連取得定海關戰役、瓜州戰役、鎮江戰役的勝利,包圍南京,但是最終以大敗收場。此后,鄭成功把目標轉向被荷蘭人占領的臺灣。1661年(清順治十八年,南明永歷十五年),鄭成功親率大軍自金門料羅灣出發,向臺灣進軍。赤嵌城被圍困了七個多月,荷軍死傷1600多人,最后荷蘭大員長官揆一(Frederik Coyett)宣告投降。爾后,鄭成功、鄭經父子在臺灣建立了與清朝對抗的獨立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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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荷蘭東印度公司一樣,鄭氏集團也是左手拿著賬冊,右手拿著刀劍。鄭氏集團雖然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和建立了政權,但是主要仍然是從事國際貿易。據荷蘭東印度公司記錄,崇禎十二年(1639年)駛往長崎的鄭芝龍商船多達數十艘。崇禎十四年(1641年)夏,鄭芝龍商船22艘由晉江縣安平港直抵日本長崎,占當年開往日本的中國商船總數的五分之一以上,其運載的主要貨物有生絲、紡織品、瓷器等。鄭芝龍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也建立貿易關系。他運往日本的絲織物,有一部分是從澳門購進的,日本的貨物也由他運到呂宋,轉售西班牙。鄭芝龍的船只也經常滿載絲綢、瓷器、鐵器等貨物,駛往柬埔寨、暹羅、占城、交趾、三佛齊、菲律賓、咬留巴(今雅加達)、馬六甲等地貿易,換回蘇木、胡椒、象牙、犀角等。在1620年代至1640年代,鄭芝龍從海外貿易中賺取了巨額利潤。1651年清軍進下鄭芝龍在廈門的基地,繳獲90萬兩黃金,相當于1,000萬兩白銀。這僅是鄭氏集團用于國際貿易的流動資本,而非其全部產業。鄭成功建立政權后,雖然以反清復明為政治訴求,但仍然以國際貿易為主要工作。據估計,在1650-1662年間,鄭氏集團海外貿易的總貿易額,每年在白銀392-456萬兩之間,平均420萬兩;海外貿易所獲利潤總額,則每年在234-269萬兩之間。據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估計,清朝政府在1651年的歲入僅為2,100萬兩銀。而據格拉曼(Kristof Glamann)的研究,位于巴達維亞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在1613 -1654年的四十年中所積累的利潤僅為1,530萬盾(guilder),大約相當于440萬兩銀。相比之下,可以清楚地看到:鄭氏集團已經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商業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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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六類商人,就是1517世紀中期東亞世界國際貿易中的主要商人,他們在這種貿易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不過,由于他們的不同身份,他們在這個貿易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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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兩種類型的官商,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和作用都趨于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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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奉行的朝貢貿易是一種官方貿易,自始至終處于明朝國家的嚴格控制之下。只有朝貢國(或者朝貢政權)的官商,才能進行這種貿易。朝貢貿易是明朝籠絡其他國家的一種手段,出自政治目的。從事這種貿易的官商,由于是特定國家(或者政權)的代表,其活動完全取決于國家(或者政權)之間的政治關系,因而不可能進行真正的貿易活動。同時,由于朝貢貿易本身并不遵循等價交換的原則,因此也不具有現代意義上的貿易性質。明朝在朝貢貿易中實行厚往薄來的政策,使得這種成為一個沉重的財政負擔,同時貢使團中的商人也經常進行違法活動,因此明朝政府不得不限制從事這種貿易的商人的人數。由于這種朝貢貿易不是正常的貿易,因此到隆慶初年基本瓦解。與朝貢貿易密切相關的官商也因此走向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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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兩種類型的私商,在1517世紀東亞世界國際貿易中不斷發展。經過海盜商人的長期抗爭,到了隆慶開禁之后,普通商人逐漸成為海上國際貿易的主流。傅衣凌先生認為,雖然其中頗有很多地方是封建的商業經營,但是這一種形式可說是福建海商的最正常的發展路線,脫離政府的束縛,而成為一種自由商人。這種私商,也可以說是近代商人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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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兩種類型的軍商,都是在那個混沌世界中力求建立一種國際貿易秩序的商人集團。荷蘭東印度公司雖然有母國的大力支持,但是荷蘭是一個小國,國力有限,其支持不足以勝任在東亞世界建立國際貿易秩序的重任。鄭氏集團在盛時的實力差近這個目標,但是其背后不僅沒有國家支持,相反還受到強大的清朝國家的致命打擊,因此也無法擔負起這個歷史使命。一直要到19世紀中期,拜工業革命之賜,西方才開始以強大的武力實現這個任務。這是一充滿血與火的過程。又過了一個世紀,到了20世紀后半期,上述任務才基本完成,使得東亞世界的國際貿易成為和平的和公平競爭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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