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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彩票论坛直播:閩西商人組織|《閩商發展史·龍巖卷》

彩票论坛大全 www.gsysfj.com.cn 廈門大學出版社 2019-06-30 12:38:58



《閩商發展史?龍巖卷》

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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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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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龍巖發展的前提是了解龍巖,尤其是要了解龍巖人民在這塊土地上創業發展的歷史。閩西商人是社會財富重要創造者,他們在不同時期的創業文化和創業精神,是新時代閩西經濟發展的重要精神資源,是一種不可多得的社會財富。充分展現這些文化和精神,有助于激發龍巖人民創業建鄉的熱情,有助于更好地凝聚海內外鄉賢力量,有助于豐富閩西經濟的文化內涵。

閩西商業與商人集團是福建商業和商幫的重要組成部分。閩西依托閩江、汀江、九龍江水系溝通海外,是歷代沿海貿易發展的重要腹地,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閩西商人地處山區卻面向海洋,其行為方式深受多種形式互相兼容的山海交融文化影響,其商業模式別具一格:

首先,商路開辟與移民潮密切相關。閩西居民主要來自中原的移民,他們在遷徙過程中一方面與當地原住民開展商品交換;另一方面增加了當地人口數量,擴大了市場容量,同時也帶來先進的中原商業經營模式與理念。再者,隨著不同時期人口的膨脹和基于對更美好生活的向往,閩西人口自明朝以后大量向外遷移,并通過人口遷移開辟出面向各省與海外的商路。

其次,商業發展遵循比較優勢原則。這主要又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是依交通節點發展商業并形成區域經濟中心。閩西是福建三大河系的發源地,也是閩、粵、贛三省交通要沖,在古代社會主要是海鹽北運和北糧南運的主要樞紐,在現代社會則是三省邊界重要的物流通道。由此長汀與龍巖城也成為閩、粵、贛重要的經濟中心。第二是依托山區物產發展商貿。閩西山區盛產木竹、礦產、煙草等,在閩西流通的商品中,造紙、印刷、冶金、煙草、染料、松香等占了很大比重。

最后,根據地商業刺激閩西商業多次出現短暫的繁榮,這在中國商業史上是比較罕見的。在宋代以前,閩西多山地貌是中原移民的樂土,出現了“阛阓繁阜,不減江浙中州”的盛況;宋元與明清之交,閩西則成為宋、明王朝反抗侵略的最后或重要據點,使大量的人員與物資向此集聚;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紅色商業是閩西商業發展中的重要一頁,在中央蘇區時期,長汀是紅色根據地的主要商業中心,號稱“紅色小上?!?,工商業一度非常繁榮;此后的20世紀40年代,閩西又成為抗戰的重要據點,大量沿海工商業、人口向此集中,帶來了戰時繁榮。

歷史上,閩西商人及商業溝通了閩西山區與內陸、沿海的物資、人員、信息交流,推動閩西經濟的開發和社會分工的發展,他們是所處時代民營經濟的代表,是區域文化的重要體現者和參與者,也是體現當時經濟發展水平與特征的最鮮明符號。在長期的商業活動與本土文化的熏陶下所凝練出的吃苦耐勞、艱苦奮斗、勇于開拓、崇尚文化、聰明好學、友愛互助、懷國愛鄉、樂于奉獻的閩西商人精神,是推進區域發展的重要源泉。

改革開放以來,龍巖人民將傳承閩西先人的商業文化、發揚老區的光榮傳統與弘揚新時期的創業精神結合起來,先行先試,擴大開放,堅持以發展為第一要務,不斷推進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加快構建產業、基礎設施、城市“三大體系”,發展新農村、民生“兩大經濟”,建設產業龍巖、創新龍巖、生態龍巖、文化龍巖、民生龍巖,提升農業現代化、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提升人民群眾幸福指數,扎實推進生態型經濟樞紐和海西重要增長極建設。近年來,龍巖市著力推進外向型經濟發展,“引進來,走出去”是當代龍巖商業發展的重要內容。20102011年,龍巖入選國家海關總署公布的“20102011年中國外貿100強城市”,2005年后多年在福建省投資環境評價中名列前茅,使閩西商人精神得以發揚光大。

商業發展史或商人史是一個歷史學與經濟學的交叉學科,是以商業發展為主線涵蓋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人類學等專業知識的學科。商業以研究流通為對象,流通不僅限于專業商人的流通活動,也包含生產者自售商品的活動以及土地、房地產買賣等。此外,還要研究政府對市場與商業的管理活動和態度以及相應管理機構設置等;各種商業的組織如商會、行會、商幫等;流通的媒介如貨幣形式、物價波動以及資本來源等;商業的市場規模與形態,如城市、集市以及各種中介機構等;商業與農業、工業等行業的關系等;自然地理條件、資源分布、經濟重心變化和人口流動對商業活動的影響;官商關系、士紳與商業關系、地區文化與商業關系等;商業對當時當地經濟、民生等方面的影響等。所要研究內容極其復雜,歷史跨度極大,寫作組的專家歷時三年,克服了諸多困難,完成了本書的寫作,這是閩西歷史學界的一件大事,也是獻給龍巖工商界的一件大禮。

本書的寫作從學術價值看至少有四點:一是龍巖商史是閩商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物產、人文等而發展出獨具特色的商業模式與商業文化,對此進行系統研究,對于充實閩商內涵具有重要意義;二是由于龍巖地區由于條件限制,龍巖地區在現當代沒有做過系統的地方史的編撰工作,除蘇區歷史外,其他史料嚴重不足,少量的地方古志和族譜因歷史上輕商傳統對商人、商業活動記錄甚少,編撰這樣一本通史性質的專門史,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三是自閩西走出的客家人足跡遍全球,他們胸懷故土,他們因商而離家、因商而發家、商有所成而反哺故土,編撰這一部史書,對于回顧客家人、河洛人的創業歷程、提煉創業與回報故土之精神,對于團結海內外鄉親共建家鄉具有重要意義;四是本課題將紅色商業作為本書的重要部分來研究,新中國的社會主義金融業、稅收業、工商業、土地政策等都是從這里起步,本研究的深入將有助于進一步推進中央蘇區史學術探索。

當然,此書的寫作對豐富多彩、波瀾壯闊的閩西商業與商人活動研究來說,僅是開了個頭,未來的研究任務將更加艱巨,可謂“路漫漫其修遠兮”。期待更多的理論工作者參與到其中來,挖掘出更多的史料,總結出更好的商人精神和商人文化,發展出更豐富的商人發展理論,為龍巖經濟實現更快更好的發展提供精神與經驗支持。?

阮開森 ? ?

2016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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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商發展史?龍巖卷》

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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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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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立雄博士等青年才俊主編的《閩商發展史·龍巖卷》即將出版,我謹代表龍巖學院學術同仁對此表示熱烈和誠摯的祝賀。

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與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商人階層的興起與壯大,中國各地區興起了挖掘、編撰商人史的熱潮,如晉商史、徽商史、浙商史、鹽商史、商幫史等,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有利于繁榮地方文化,提升區域文化品位和軟競爭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鼓勵地方民眾創造財富、合理利用財富,增強地方經濟增長內源性動力,提高經濟增長質量。

閩西地處山區,自古以來就是閩、粵、贛三省交通要沖,是中國海洋文明與內陸文明重要的交匯點,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商業發展模式。這種特色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

一是民辦、民營的突出特點。這一點與中國其他地區對官府依賴性較強、進而常常官商不分有較大不同,哈佛大學的費正清先生曾在《中國與美國》一書中寫道:“一個西方人對于全部中國歷史所要問的最迫切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么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民營企業的獨立力量?”這主要是由于政府對社會資源的過度壟斷和對商業的歧視,由此形成了中國社會濃烈的輕商的制度環境,官商之間在傳統社會中從未有過對等契約關系,法國的布羅代爾在《世界史綱》中說:“中國社會,政府的權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統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對任意征收的恐懼始終揮之不去?!庇紗?,王亞南、傅衣凌先生指出,“秦漢以后的歷代中國商人都把鉆營附庸政治權力作為自己存身和發財的門徑”。費正清也認為,“中國商人具有一種與西方企業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國的傳統不是制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日本的增井經夫在《廣州的十三行》中對官商一體的現象寫得更是直白:“官僚不僅只是壓迫商人,商人自己也是官僚。中國官僚自己是一種商人,中國的富豪全部是一種官僚?!倍艽Χ弦揮緄拿鑫魃角?,由于高山阻隔、遠離中央權力中心、經濟也不發達,納入中央統一政權體系的時間較晚,官府的統治較為薄弱,且居民經商之初非為發財,而是為改善生計,商業規模以小型化為主,因而官員對商業活動進行干預的利益不大,但成本卻較高,因為極易引起商人的反抗,史書載本地“去治遠”、“山僻人頑”、“地險民悍”。本地商業以民辦、民營為主,與官府相勾結的情況較少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由于本地經濟規模較小,糧棉等生活必需品產出也少,所以稍大一點規模的商業活動主要是面向區域之外,當地政府所能提供的?;せ蚶嬗邢?,商人對官府依附需求不高。

二是面向海洋的特色?!渡膠>吩兀骸懊鱸諍V??!繃宜淶卮ι角?,但由于其是福建省三大主要河流——汀江、閩江、九龍江的主要發源地或上游地區,以這三大河為主要通道,龍巖由此與廣東、福建沿海乃至東南亞地區物資交換頻繁、商業聯系緊密,閩西商業因此也納入了海洋商業體系,成為海洋經濟的重要腹地。自宋代以來,福鹽、潮鹽、漳鹽以及海外的工業品溯江而來,而本地區的竹木、土紙、松香、香菇等以及來自江西等內陸省份的土產則順流而下進而揚帆出海,各地沿江而建的媽祖廟就是本地區與沿海聯系的重要證據,史書中描繪的“上河八百、下河三千”更是描述了這一海陸交流的盛況。

三是山區商業的特色。閩西多山,宜耕土地較少,糧、棉、鹽等生活必需品產出不足;而自宋代以后,本地區人口膨脹,百姓多開發山區以補不足,而山區的產業天然具有較強的商業性特點,再加上山區產出的經濟價值遠比糧食高,由此發展出了商品性農業和加工業,礦產品采掘及加工業在北宋時期即已聞名天下,藍靛則在明清時期成為江南地區紡織業發展的重要染料來源,木材則成為沿海地區造船、建房的主要材料,煙草制品在清代市場占有率極高、更獲得“煙魁”的美譽,土紙直到改革開放前一直是福建省出口東南亞市場的主要商品,龍巖連城縣四堡的印書業則贏得“中國四大印書中心”的美譽……

四是移民商業的特色。在漢代南海國滅亡后,原住民百越族被迫北遷,少量遺民避居山野而成為蠻獠,在晉代永嘉之亂后,經過多次移民,本地居民為自北方遷入的漢人(由江西等地遷入的居住于古汀州府的稱為客家人,由廣東、浙江沿海遷入居住于古龍巖州地域的稱為河洛人)。漢民的遷入不僅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力,而且增加了本地區的產出,使商品交易的經?;辛絲贍?,而人口的機械性膨脹則使商業發展有了必要性;同時由于本地區四周大山環繞,成為民眾躲避戰亂的場所和反抗各種壓迫的軍事根據地,人員與物資流動規模大、頻率高,商業較為繁榮,地區首府汀州在宋代即有“不減中州”之稱,在新中國成立前,還是福建省主要商業中心。而由于本地多山,市場狹小,商業發展的主要方向是向外,商路的開辟和本地區人口壓力推動本地居民向外移民,移民反過來又促進各地區間的商品交流,自明代起,本地區因經商而外流的居民就日益增加,到了晚清和民國時期,移居國外謀生、經商逐步成為一種浪潮,近年央視播出的電視劇《下南洋》就反映了這一過程。

五是家族商業特色。閩西的土堡建筑——土樓曾引來了世界關注并被聯合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但人們在驚異于其建筑上的奇思妙想之時,往往忽略了其經濟功能。土樓的建設一開始是出于聚族而居以提高族人生存與發展能力的考慮,而明清后的土樓建設則多是經商致富后的產物,樓中的居民守望相助,結成一個較為完整的農、工、讀、商經濟體系。閩西居民因多是外來移民,團結與對家族的責任意識深深地融于本地居民的血脈之中,進而成為一種文化基因,上千年記敘不斷的族譜與土樓門聯上的郡望名稱是本地居民敬祖先重于拜神明傳統的重要寫照,帶領同族共同發展成為先行者的一種自主意識,由此,一人或一家的事業最終往往成為一族共同的事業,主要代表有創造四堡的印刷業輝煌的鄒氏、馬氏家族,引領閩西煙草業繁榮的江氏家族等。

演化經濟學認為“習慣是制度演化的基因”,制度經濟學的重要觀點之一是“歷史重要”,閩西古代的商業發展史、商人創業史構成當代本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和思想源泉。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龍巖市人民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弘揚本地區重商、重工的傳統,積極投身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浪潮,工商業日益繁榮,現在已成為海峽西岸經濟區重要的能源、礦產資源和先進裝備制造業基地,成為閩、粵、贛地區重要的經濟中心,成為連接沿海、擴展內地和溝通長三角與珠三角地區的重要經濟樞紐,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經濟競爭力日益增強,在海峽地岸經濟區的地位持續提升,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發展迅速,已名列“中國外貿競爭力百強市”。

閩西是一塊古老的土地,人類活動的足跡非常豐富,但有關閩西商業、商人史的論述則只散見于部分論文、部分書籍的少數章節和族譜之中,各方面都希望有一部閩西商業通史的專著問世。有鑒于此,蔡立雄博士從2011年受命擔任福建省委統戰部與福建省工商聯組織的福建省社會科學重點項目“閩商發展史”子課題組負責人以來,懷著對閩西人民的摯愛之情,對黨和政府交辦任務的崇高責任感,以及對經濟科學的不懈追求,閱讀了大量典籍史料,并對一些歷史遺跡和出土文物進行了實地考察,從中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客觀平實而又不乏生動地記述了閩西商業發展的歷史進程,夜以繼日,歷時三載,數易其稿,終于完成了呈獻在讀者面前的這部《閩商發展史·龍巖卷》。本書史料豐富,立論嚴謹,條理清楚,文筆流暢。這部專著在時間跨度、資料廣度和理論深度方面,都盡可能符合詳盡、真實、客觀、準確的原則,可謂第一部閩西經濟通史專著。這樣,作者就初步完成了在這一領域首次全方位的探索,這是本書開拓創新之處,也是它的價值所在。我相信,在今后的理論研究和經濟活動實踐中,本書都將發揮應有的作用。當然,閩西商業的歷史和現實都是極為絢麗多彩而又錯綜復雜的,未來又面臨著許多新的機遇和挑戰,不可能在一兩本書里全部闡述清楚。因此我希望本地區的學者進一步加強對閩西經濟領域的研究,我期待著更多的優秀著作問世。

龍巖學院是根植并成長于閩西紅土地的唯一一所本科院校,學校秉承“厚于德、敏于學”的校訓,堅持“根植紅土、致力應用、彰顯特色、服務發展”的辦學理念,堅持立足龍巖,服務海西,面向基層,緊貼行業,與地方政府、經濟開發區、企業等建立了校地、校產、校企合作戰略聯盟,融入海西區域經濟發展,為閩西提供技術服務和智力支持。近年來,我校的畜牧獸醫學、新材料科學、機械科學、客家學等方面的研究在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得到地方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廣泛稱贊?!睹鏨譚⒄故貳ち揖懟芬皇櫚某靄娣⑿惺俏倚<岢幀敖擁仄卑煅悸?,提高為地方發展的服務能力的又一重要成果??梢栽ぜ?,隨著我校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我校的科學研究與社會服務方面必將迎來一個快速發展周期,同時也期待蔡立雄等同仁馬不停蹄,“學士東肖遒稷下,院庭杏李報華章”,不斷攀登,取得更好更多的學術成就。

是為序。?

李澤彧?????????

201647日于奇邁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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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商發展史?龍巖卷》

后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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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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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春天接到省委統戰部通知,開始安排書稿寫作,至今已過去五年整,掩上書稿,窗外又是新綠盎然。

閩西是一塊充滿希望的土地,汀江和九龍江以其甘甜的乳汁滋潤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原漢民干渴的心田,洗去他們一路的征塵,抹平他們的戰爭創傷,讓他們能在此世外桃源般的環境中創業、繁衍、開枝散葉,這也造就了閩西人勇于挑戰困難、不斷開拓的精神,可以說閩西的精神就是創業的精神,一座座碼頭、一條條驛道、一幢幢土樓記錄下了閩西人創業艱辛;閩西也是一塊紅色的熱土,南方的紅壤吸引著中華最優秀的子弟到此寫下鴻篇,創下偉業,張九齡、朱熹、宋慈、文天祥、王陽明、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鄧子恢等閃耀人類星河的人物均在此留下足跡,鄒學圣、胡子春、胡文虎等商業巨子于此出發,紅色中國也在此孕育并積累出長征萬里的力量,這是閩西人開放兼容、海納百川精神的寫照,可以說閩西精神就是開放的精神,延向中原的驛道、匯入大海的河流、萬商云集的城邑均證明山區的脈搏一直與世界共鳴;閩西是一塊和諧的土地,中原漢家古韻與閩越土著文化相互交融,道教、佛教、基督教以及各種地方信仰同時并存,家與族在一個個山坳的土樓群里達到完美統一,這是閩西人講求孝悌和睦、求同共進精神的體現,可以說閩西精神就是和諧互助的精神。而走四方的閩西商人恰是這些精神的重要踐行者,商人重利而創業萬方、貨通四海,商人重義而交往天下、寄跡五洲,商人重和而聚族創富、造福桑梓。正因為有了這些精神和商人們的努力,閩西才由落后的蠻荒之地迅速進入文明社會,才在僻居一隅的山區存留和再造出獨具特色的客家文化、河洛文化,這種精神也使我們寫作組的同志深受洗禮并最終作文成書。

本書的內容共分7章,采用總分結合的寫作方式,既展示了龍巖經濟開發與商業發展的歷程,又對商業發展的條件、代表性商人的業績進行介紹,同時給予必要的理論解釋。從閩西商業發展歷史可以發現,交通的改善和人口的增加是閩西商業發展的重要條件,而通過發展經濟以改善生活則是閩西商業發展的內在原因。古代的閩西商業從延續性的角度看,發端于唐代,到宋代因礦產開發和糧、鹽貿易的繁榮達到第一個高峰;明清兩代因山區商品性工農業的大發展達到第二個高峰;民國時期曾出現過短暫的戰時繁榮;改革開放以來,龍巖商業則進入全面大發展時期,是第三個高峰。

閩西自宋以來,地方市場和商業活動不斷發展,南宋及明、清地方商業已發展到較高水平,出現區域性商業中心和部分有影響的商人。閩西商人的成功,除了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和豐富的可商品化的物產之外,獨特的地方文化也是重要原因。閩西地區多山,山高水激,路險道滑,其族群又是由外地遷移而來,非有刻苦耐勞和團結合作的精神不足以克服異鄉異土所遇到的困難,這使閩西商人能在陌生的環境中,從容應對各種挑戰,具有較強的生命力。總的來說,閩西商人有以下幾個突出特點:

其一,本地居民重視儒家傳統教育,一貫待人誠懇,經商時也不例外,較少留下“奸商”的罵名;同時,他們重視社會慈善,較容易為當地社會所認同。

其二,閩西人崇尚文化、聰明好學也是重要原因,這使得他們善于發現商機和解決經營中的困難。

其三,閩西人在長期的遷徙過程中,特別重視團結,使其在經營過程中能互相幫助,共同致富。

其四,閩西人重故土、敬祖宗,許多海外客家人雖身在異邦,但始終不忘自己是炎黃子孫,時刻想念故土,教導子女溯本思源、尋根問祖,永遠不忘祖國與列祖列宗。這一點,一方面降低了其在外經商的風險,另一方面使其能得到更多來自故鄉的關心和支持。

其五,閩西商人重視創業,善于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地開展商業活動。他們在異地經商不是為掠奪,也不是為短暫的利潤獲取,而是希望能在異鄉持久地開始新生活,這才使其商業活動能持久不衰,并使其商路在交通與信息交流極其不便的時代,就得以延伸到世界各地。

其六,閩西商人自主意識強,民辦、民營的特點突出。這一點與中國其他地區對官府依賴性較強,進而常常官商不分有較大不同;他們極富企業家精神,富有創新意識和創造力。

其七,閩西商人重團結,族商模式引領一時風騷。閩西族商兼具血緣關系和商業關系的雙重特點,宗族力量與工商業力量互相支撐、互相聯結、互相強化。借助宗族力量,刻書業族商、煙刀業族商實現了內部交易成本、組織成本、生產成本等方面的節約,實現了宗族經濟的擴大再生產和工商業上合作,成為有影響力的商業集團。

其八,閩西商業還有一個特殊性,就是蘇區工商業的發展,它不僅支持了當時的中國革命,還是中國共產黨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的第一次試驗,新中國成立后的許多經濟制度都是從這里萌芽并得到初步實踐的。

閩西商人的足跡豐富、精神感人,但由于南宋以后,閩西戰亂較多,尤其是近代以來太平天國運動、國民黨政府對蘇區的破壞、“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破四舊”等運動,史料大多遺失或毀于戰火;又由于歷史上對商業活動與商人的輕視,加上閩西因地狹而大商人少的原因,少量幸存的史料中有關閩西商人的記載極少。接受任務以來,我們寫作組的同志一方面深入城鄉開展調查,另一方面全力搜集有限的文獻,最終得以完成書稿。但受限于資料和研究水平,本書寫得比較粗糙。雖然書稿已成,但對閩西商人群體的研究只能說是剛剛開始,本書也只是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本書的分工情況如下:蔡立雄提出書稿的整體設想、章節安排并進行最終統稿;第一章由蔡立雄編寫,第二章由董雨城、黃建勁、蔡立雄編寫,第三章由張強、張膽編寫,第四章由楊玉鳳編寫,第五章由張雪英、林秋柏編寫,第六章由賴蔚英、侯明亮編寫,第七章由丁培榮、劉吳編寫。

在寫作過程中,龍巖學院原校長李澤彧、原黨委書記李金蓮同志一直關心本書的寫作并為寫作組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條件,龍巖市委統戰部江春祥科長始終無怨無悔地提供外聯及后勤保障,龍巖市方志辦、工商聯、博物館及各縣統戰部為寫作提供了大量幫助,馬先富、邱榮洲、郭義山等先生在資料方面對寫作進行了支持,福建省教育學院的黃家驊教授、福建省社會科學院的羅肇前研究員、福州大學閩商文化研究院的蘇文菁教授對本書寫作進行了指導,三明學院李應春教授、莆田市委黨校的蔡天新教授對書稿提出建設性意見。在此,我代表寫作組對上述機構和同志表示感謝。


蔡立雄????

2016328


《閩商發展史?龍巖卷》

閩西商人與商人組織


(二)龍巖商人組織

閩西商人主要是通過地緣、業緣、血緣來組織的,分別包括族商和商會(古代社會為會館)。

1. 族商

族商這一概念為廈門大學陳支平教授所提倡并研究,陳支平教授認為:“族商,應該是一個方法論上的概念,而不應當是一個有著十分嚴格空間和時間界限的概念。簡單地說,就是那些與本土家族、鄉族保持比較密切關系的商人,可以稱之為族商。這種所謂的比較密切的關系也有兩重的含義:一是同家族、鄉族的族人、鄉人外出到某地經商或從工,大家可以利用家族、鄉族的關系,相互扶持、相互協作,形成某種形式的內部運作機制;二是工商業者們雖然離家千里,甚至遠涉重洋,但是他們的經營范圍,基本上是以本土的家族、鄉族為核心據點的,外出的工商業者不僅與故鄉保持著緊密的家族組織、鄉族組織的關系,而且在經濟經營方面也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弊逕淌竅繽潦可鷯肷倘說慕岷咸?,商人既受商品經濟規則的約束,也受鄉土道德或族規的約束;他們不僅從事商業活動,而且參與鄉土社會事務管理。閩西的族商眾多,主要包括永定的煙草商人、煙刀商人,永定下洋中川的胡氏家族,連城的紙業商人等,他們基本是舉族從商。

清代咸豐初年(1851年)起至20世紀30年代,是高頭條絲煙業(包括制造業和銷售業)從興起到鼎盛的時期,當時,這個人口不到四千的村莊,居然同時辦起大小近百家的煙廠:規模大的,雇傭工人四五十人;規模小的,不雇工,由父子或兄弟幾個人合作進行生產。高頭開辦最早、也是規模最大的煙廠數高北村的萬順仁煙廠,廠主江開仁組織兄弟子侄,于清咸豐初年辦起高頭的第一家煙廠,成為富甲一方的煙商。接萬順仁之后,開辦的煙廠是高東村的“萬有謙”煙廠。它是由“萬利”(老板為江頌三、江華昌兄弟)、“有源”(江大有、江大金、江大晉兄弟)、“謙益”(江大田)三家京果食雜店聯合創辦的。由于資金雄厚,初時三家老板既通力合作,又在漳州、上海等地自設煙店推銷產品。萬順仁、萬有謙發財之后,高頭條絲煙的制造有如雨后春筍,大家都紛紛掛牌辦廠,形成一股熱潮,蔚為大觀。據統計,當時高頭大小煙廠有九十余家,其中較有名氣的如:高東村的公義昌(江建巖、江國柱、江初傳),廣隆昌(江樹錦、紅樹聲、江樹棠),太華(江慨民),新華(江賜章),新華權記(江權三),有源(江汝舟、江汝耆),永天香(江萬芬、江益添);高北村的萬有田(江壽禮),豐泰景(江景星),萬裕晉(江順可),福茂仁(江宣炎等五兄弟),泰裕祥(江祥海),太和香(江祥彩);高南村的萬信得(江桂宗),金蘭業(江契生)等。高頭煙廠生產出來的條絲煙除部分在當地銷售外,大部分產品外銷。外銷渠道有兩條:一是經廣東大埔的三河,利用汀江船運溯江而上轉入江西乃至湖南、湖北各地;二是經漳州到廈門,利用海運直抵上海、江蘇一帶以及南洋各地。后者是主渠道。為了銷售順暢,當年高頭各主要煙廠紛紛在省內外繁華都市開設經營條絲煙的商店,如萬順仁在江蘇常熟的永隆煙店,萬有謙在上海的大昌煙店,萬利在上海的萬昌煙店,廣隆昌在江蘇常熟的煙店,福茂仁在廈門的得昌隆煙店,萬有田豐泰錦在漳州、廈門的泰裕祥煙店,以及米昌、永昌組成的連昌煙行。據統計,當時高頭群眾由于種植煙草和制造條絲煙而帶來的收入,每年可達20~30萬銀元。若按一戶五口人計算,這4000人口的村莊只是八百戶而已,年收入煙業錢按平均25萬銀元計算,每戶每年平均煙業收入就可達300銀元。清中后期,湖雷羅陂村也是生產條絲煙的大村莊,不足500人的村子竟有30多家煙棚,以一家五口計算,該村只有百戶人家,平均每三戶就擁有一個煙棚(廠)。全村老幼都撕煙葉,刨煙師傅、打煙葉工人有200余人。這些師傅、工人大多來自鄰近的蓮塘、藩坑等村,也有些來自堂堡、撫市等地。生產的條絲煙遠銷湖廣、江浙、南洋等地,不少人在湖南長沙、攸縣、醴陵,湖北漢口、武昌,云南昆明,江蘇南京、揚州和上海等地辦煙莊、開煙店。

閩西族商最典型的代表要數四堡的印書商人。四堡龍足鄉(霧閣)、馬屋村分別為鄒、馬兩姓族人的聚居地(今屬連城縣四堡鄉),也是坊刻的場所?!讀欠縹鎦盡吩兀涸謖獾柚?,印坊櫛比,刻鑿橫飛,從事印書業的男女老少不下1200人,約占總人口的60%,分布在霧閣和馬屋二村世代相傳的大書坊至少有100家,而充作書坊的房屋更是星羅棋布不下300間,并逐漸向刻版、印刷、包裝、銷售一條龍規范化發展。四堡坊刻是在家族內組織進行的,以家族為基礎構成一個個龐大的經濟單位,一代代的坊刻族人之間也建立起了普遍的商業關系。

鄒、馬兩家均十分重視文化教育,世代以儒商自居,其創始者馬孟吉是“幼業儒不售,棄而業賈”,鄒學圣是學儒出身的官員,隨后,他們將重學傳統作為家訓傳遞下去,如鄒氏家訓云:“人不學,不知道;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學之于道,蓋可忽乎哉! 吾家人醇俗樸,半讀半耕,一脈書香,繩繩相繼者,其來久矣。繼自今為父兄者,必于嬉嬉童稚中,擇其不甚頑鈍者,束之于黨塾,聘名師,招益友,俾之磨礱砥礪,相與以有成。將來出為名臣,處為名儒,大為深山邃谷間生色。即不然,知書識字之人,縱置身農工商賈之途,亦有儒者氣象,庶不辱我詩書禮義之鄉?!?/span>

鄒氏和馬氏二族盛行大家庭制度,往往數代人同居共財,構成一個龐大的經濟單位,商人經商所得需支持本族子弟,甚至不惜耗盡心血,如族譜載:鄒歧山,“諸弟孱幼,皆賴扶持于君。君則手口交瘁,左提右摯,為娶妻授室,傅之樂業安生。二十年來,心血用盡”。鄒述文,“年十九即失估……追諸兄即世,公以一身撐持其間,早作夜思,不辭勞瘁。有所獲,悉為諸侄經其衣食,周其婚配。雖析箸后,此志猶不少衰”。族人在經商有成、積累了龐大資本后,按儒家傳統對子孫實行均分的析產制,如鄒繼云“棄儒經商……凡構造書板,繼置田莊,悉本公之勤勞以致之?!屎蠖】諍品?,兄弟分籍,其所五之業,條分縷析,無此厚彼薄之虞”;馬文澳“兄弟四人,公居長……牽車服賈,因而家益殷實。及析箸,凡物悉與諸弟均之,而囊無一私錢”。家產析分后,產生了更多商人,從而使得經商傳統持久不衰。

鄒氏和馬氏宗族內部的商業聯系,第一表現為同族商人之間的相互幫助和相互提攜?;ハ嗤ūㄉ桃敵畔⑹嵌迥誆孔鈑行У幕ブ絞?。據說,書商在販書的過程中,如果自己不能滿足客戶的要求,就必須把有關信息通報同族商人,以免被其他商幫奪走市場。在刻書、販書等一系列活動中,為了避免族人之間的不良競爭,鄒、馬兩大家族還制定了一些族法、族規,以此來協調家族內各個作坊之間的生產運作。如歲一刷新,指在來年正月之前,各書坊需將明年出版銷售的所有圖書品種全部刷印出清樣(版樣),貼在各自書坊門墻之上,如遇品種重復,由家族中的族長或有威望的長者出面調解,盡可能在族內解決供求矛盾,避免族人之間的商業競爭。這種以交流商業信息為基礎的同族聯系,是兩族商人壟斷市場的重要手段之一。前輩商業提攜后進,更是族人責無旁貸的義務。如鄒南峰,“諸侄扶如己子,予以本,教以貿易,終身不怠”。對于初學經商的族人來說,與前輩商人結伴同行,是他們獲得成功的必由之路。如鄒子龍,“謝去章句,隨先伯祖龍川公服賈于江右之樟樹鎮,越后復游于蘇杭、漢川、湖廣諸地,經營籌畫”。鄒子華,“比壯,隨父祖龍川公往江右之樟鎮,經營數載”。鄒子瑤,“與伯兄齡軒公同貿易于豫章之樟鎮,籌畫經營,屢獲重利”。在兩族內部,商業經驗的傳承不以家庭為限,這就大大加強了族人之間的商業聯系。

第二,由于合本經營及領本制、托本制的盛行,在宗族內部形成了某些初級的商業信用關系。試見下引譜傳:

馬懷川,“采樵度日,或傭枚營生?!笸醪脲賦斐?,自思如此作為,終非策,隨懇平素交好相知及親友者十人,掖銀會一蓬,且作生理。其年開張,獲利數十金,不經年,出權子母皆如愿而償,設策皆稱心屢中?!セ?,連頗小康”。

馬龍晰,“弟又領本于公,召俊榮合賈,未幾敗去數百金,公終憐之,而不之計也?!蘢暈?,因歸家,付同堂弟代經紀之,無如不善于賈,遂至蝕資七百,缺償于商者五百有余。肆無存貨,囊無存錢,商人索之,急,計無所出,公復出己資佐其貧易?;衿淅ド倘送?,所余者悉與弟以為賈資焉?!?/span>

這種族人之間的商業信用關系,對族商的發展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當然,這種信用關系具有明顯的互助性質和宗法色彩,與近代的商業信貸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第三,二族商人利用宗族組織建立各種商業設施,實現了對市場的壟斷和控制。這方面的典型例證是鄒氏族墟的創設。據《鄒氏族譜》記載:“先輩早有以舊墟稍遠,每思自辟一區,便于交易,然托諸空言,未果舉行,至乾隆戊戌歲之十一月十八日始議,一唱百和,眾心齊一,而十九日即起一抒,赴集如云?!弊奘獻逍嬤?,反映了族人對于商業利益的普遍關心,而宗族組織則使族人的意志得以實施。試引鄒氏各房建墟《合同》如下:?

立合同人勝公子孫同曾侄孫禮崇公子孫御祖、洪生、熊云、中彥、雄彥、一彥、圣乾、微榷等,為本鄉之水口新起公平墟,老少歡悅,但各齊心踴躍,各出自己糧田以作墟場,其建造店宇并小莊皆照八股均派。勝公房墟基使用俱出祠內公項,禮崇公、雄公、希孟公、承生公四公合成一半,勝公一半。自后每年將公平墟稅當作八股收稅,勝公房收墟稅四股,禮崇公眾房亦收四股。其年二房每收一半。至遞年收墟稅,公議勝公房擇知事者四人,禮崇公房擇知事者四人。至臨收租之期,務要知會八人,同往均收均分,毋得越議一二人專擅,空口無憑,立合同字,各付一紙,永遠為照。

乾隆四十年六月二十三日立合同人勝公、崇公子孫同立。?

族墟之設,既便利于族人的商業活動,也加強了宗族組織對于商業的控制。鄒氏商人在外省的主要經商據點也有類似的商業設施。如鄒聯梓,“遠游于粵之靈山,張設書肆?!裼杏?,與猶子新城兄弟,協心區畫,置田租于靈山,以作父兄祀產,立房店,以樹后人之永基”。此外,鄒氏和馬氏商人還在許多地區建立祠堂,實際上也具有同業組織的性質。

第四,二族商人利用家族組織進行分工合作。他們除經營刻印之外,一般也兼營銷售,首先在小家內部進行分工。如《馬氏族譜》記載:“公諱謀……兄弟三人,嘗扶資售書江西,囊漸盈,大啟爾宇?!垂貢鷚爸榘?,命兒孫遠賈兩粵?!褶芊輩?,拼讀服賈外,無游民。公諱權亨……既而開坊舉刻《四書集注備旨》等板,頗獲利。后四年……以書板與三弟,而自貿易于粵……(兄弟)皆能貨易以裕家,及其老也,遂等于素封?!閉饈且恢忠約夷詵止の〉墓ど塘?。不過,由家人直接銷售的數量是很有限的,大多數產品仍需假手于人,轉販外地,因此,鄒氏和馬氏族內分化出了一批專營販書的商人,形成以族內分工為基礎的工商聯營。譜傳:(鄒朝佛),因家傳清白,世路崎嶇,隨棄儒而就商焉?!墑鞘八嬤罡副?,攜經史書籍,游于東西兩粵之區?!褪?,獲利常倍。(鄒建保),弱冠隨伯兄售書兩粵,廣集經史子集,布諸海內,信譽日著,家業因以興隆?!文蟻膏?,遍歷兩廣名城。(馬叔峰兄弟),則禎公以賈書往來于粵,四弟則忠公往來于吳……公(叔峰)間往來于吳、粵間?!本て誆歡系吶?,四堡書商與各地客戶建立了密切的聯系,逐漸由行商轉化為坐賈,到處開設書肆,設置商業網點,建立了比較穩定的書籍銷售網。

由于宗族組織對于族人的商業活動至關重要,遂使商人無不熱心于宗族事務,力爭在族內樹立自己的權威。鄒氏和馬氏均有大量的族田,又有各種總譜和支譜、總祠和支祠,其創置者大多是族內巨商。如馬怡庵,“集族人捐資建祠,祠成遂及族譜。此皆敬宗睦族之大事,先生不憚勞費而經營之”。馬澹庵,因族譜殘缺,“爰集族眾而序其世系,搜其遺文,申勸戒,獎之、懲之,無飾詞亦無苛諭;善善、惡惡,人咸服之”。二族商人平常也樂于濟困扶貧,以存恤族人為己任。如馬則升,“子姓不給于食者授之,不能婚嫁者助之,疾病無治療、死無棺槨者資之,老而無告者憐憫而周之,稱貸無可償及佃人不足于歲入者,捐其負取焉”。鄒勝才,“歲遇豐歉,減價平巢,望門投渴,持贈必周。廣祭田,敦宗族,建橋梁,施茶湯,種種善行,尤難枚舉”。在鄒氏和馬氏族譜中,有關商人的傳記不下數百種,而他們又總是“敬宗睦族”、“德行可風”。這雖是捉筆文人的一種偏好,但也真實地反映了商人階層的價值取向。

在某種意義上說,鄒氏和馬氏族人的商業活動自始至終都是整個家庭乃至宗族的共同事業。宗族的存續與發展對他們來說是最重要的。他們的鄉土觀念極強,四堡商人在長期的經商活動中,也有少數族人隨遇而安,定居于外地。然而,絕大多數的四堡商人未能切斷自己與鄉土之間的聯系,總是生于斯、長于斯、娶于斯、老于斯。這種根深蒂固的鄉土觀念,使四堡商人的主要經營對象始終局限于運銷本地的土特產品,而他們所得到的商業利潤又大量被耗費于鄉族內部。因此,就四堡商人的作用及影響而言,只能是一個內地型的地方性商幫。

據說,清代四堡書商有三條主要的運銷路線,即北線、西線和南線?!暗筆?,北線經清流入沙溪下閩江,或由寧化到建寧、泰寧,進入江西豐城、臨川、南昌、樟樹、九江等地,再由長江向上游進發到武漢、長沙、成都和重慶,下游抵安慶、蕪湖、宣城、南京、湖州、無錫、蘇州和杭州。西線至長汀后,也分水陸兩路,一路沿汀江乘舟南下,入上杭、潮州、汕頭,經海運入珠江、進廣州、散入粵西各地,或沿珠江上溯至廣西梧州、貴縣、靈山、橫縣、南寧、北色,直抵云南各地,或于潮州陸路轉入粵東北各地;另一路由長汀向西入贛南和湘南諸縣市。南線至連城后分東、南兩路,東路入永安經沙溪發行至南平、建甌、崇安、浦城各地,或沿閩江東下至福州,轉海運入溫州、浙東各地,伸而入杭州,散于全浙,南路經朋口溪入韓江至廣東,或陸路至龍巖、漳州、廈門、泉州等地?!痹諫鮮鱸訟廢咚鬧饕欽?,鄒氏和馬氏商人大多設有書肆,并以此為中心,向當地的塾館、書院及其他客戶推銷書籍,接受訂貨,形成了相對獨立的銷售網。從鄒氏和馬氏刊刻的書目來看,他們聯系的讀者群是相當龐雜的。其中或以文人學士為對象,如《唐詩三百首》、《四書集注》、《康熙字典》、《說文解字》、《佩文韻府》、《楚辭》,以及十三經、二十四史、歷代名家詩文集、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或以平民童蒙為對象,如《人家日用》、《三字經》、《弟子規》、《增廣賢文》、《幼學故事瓊林》、《千家詩》,以及農書、通書、巫術星相及堪輿青鳥諸書。因而,鄒氏和馬氏商人能夠不斷適應市場需求,鞏固和擴大其銷售市場。

據清乾隆《長汀縣志》和鄒、馬氏族譜記載,明末至清雍正之前,在四堡創辦的世代相傳的大書坊約有29家,其書坊主和牌號分別是:鄒葆初(崇德堂)、鄒洪夏(碧清堂)、鄒圣耀(瑞文堂)、鄒圣脈(寄傲山房)、馬維翰(萬竹樓)、馬權亨(經綸堂)、馬權文(本立堂)、馬寬裕(文匯樓)、馬定邦(文萃樓)等。清乾隆至咸豐年間是四堡坊刻的興盛時期,前后開辦的書坊多達73家,其中鄒氏53家、馬氏20家。如以上族譜所記:鄒孟純(字葆初)的崇德堂延續了八世,長達150年;鄒尚忠(字洪夏)創辦的碧清堂,子孫相繼,前后近200年。馬權亨創辦的經綸堂,相傳六代,堂名先后有文萃樓、湘山堂、務本堂、同文堂、鶴山堂、在茲堂、念茲堂、文茲堂、文林堂、枕松堂等,長達100多年;其弟馬權文(字周群)、長子馬定邦(字則楨)、長子之侄馬烈(字斯揚)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四堡族商重視家庭內部分工與收益共享,商人與其他家族成員相互依存,商業從屬于整個家族經濟,阻礙了商人及商業資本的獨立發展,使資產始終陷于膨脹與收縮的循環之中,影響了經營規模的擴張和更有效分工形式的建立;家族內部士、農、工、商的結合,對于其他各業的發展同樣也有不良的影響,儒商結合導致了棄儒經商和棄商業儒的周期性循環,結果使科舉事業成效甚微;工商結合使手工業的發展依賴于商業的擴張,結果忽視了工藝技術及生產關系的改良;商人買田收租以滿足家族成員的糧食需求,可以說是家族內部的農商結合,其結果也會阻礙農業生產的進步。這種亦儒、亦商、亦農、亦工的家族經濟結構,不利于職業的分化及社會分工的發展,因而仍是自然經濟的一種表現形式,這也是四堡族商最終走向沒落的原因所在。

族商在當代社會的表現形式是家族企業,在改革開放初期,家族或新族對構建企業最初的信用網絡、獲取商業資本以及擴大經營規模曾起了很大作用,不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成熟、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宗族反過來成為企業發展的障礙,自1990年末期以來,家族企業越來越少并逐步為現代企業制度所取代。

2. 商會或會館

隨著清代閩西商人在外埠經商的增加,為聯絡鄉誼和方便商業,閩西商人們在一些大的商業城市都建有會館(或稱綱)或會館性質的天后館,這些會館基本都是由旅居商人建設的,從一開始就帶有商人組織的特點。他們通過制定主要行業的行規和度量標準,管理市場秩序,調處商事糾紛,聯合采取市場行動,為市場發展營造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制度環境。清代閩西商人的主要會館有:上杭商人在靛業貿易中業績突出,曾一度控制全國的靛業貿易,乾嘉年間“江西、浙江、廣東及上海、佛山、漢口等處,于省郡總會館外,還有上杭會館”。在廣東佛山有長汀與連城商人共建的蓮峰會館。在江西的河口、景德鎮有以閩西商人為骨干而建立的福建會館,在漢口也是如此。在浙江的杭州、嵊縣、衢縣、乍浦等處則有閩西商人修建的會館或天后宮形式的會館。至于北京、上海、蘇州等商賈必據之地,閩西商人更是不落在其他地方商人之后,也都建有本府商人會館,如北京汀州會館位于崇文區西北部,前門外長巷二條,始建于明代弘治年間(14881505年),系汀屬八縣在京同鄉集資修建的北京獨一無二的福建風格的民間建筑;在上海,有建于清道光五年的建汀會館,為汀州與建寧兩府商人合建;在蘇州,有建于康熙五十七年的汀州會館,為上杭紙商與永定煙商合建。在道光初年,汀州洋貨商還與本省的泉州、漳州洋貨商在蘇州合建點春常公所,其中最著名的是潮州的汀龍會館,陳支平先生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2期發表的《清代閩西商綱零拾》對此有專門研究。

汀龍會館是汀龍兩地各縣商人在潮州的組織,上杭縣唐史標在《潮州汀龍會館志·敘》中說:?

自乙丑(同治四年,1865年)之春抵潮謬膺鄉館司事,越七載于茲矣。每當館中歲時報賽,少長咸集,皆以鄉館之建百有余年,分綱置業,以修祀事,將垂久遠,而獨缺館志。聞自京都迄直省府鎮,凡建鄉館,館各有志,盍仿照為之非創也?!倍故掄吒鞲僮芾恚航劍ǜ伲├抵痙?、童寶賢、鄭廷封、羅秉盛、羅慶鴻,福紙(綱)邱中榮、劉階漢、江兆純、饒恩踢、許普堂、仁開斌,龍巖(綱)連用周,履泰(綱)盧步書、盧正和,九洲(綱)黃進毅,運河(綱)張希善,武平(綱)鐘艦圣,本立(綱)黃新發,上杭(綱)王錫三,蓮峰(綱)張良寶。?

從這《敘》中可知,潮州汀龍會館所屬各綱的組織形式主要有行業與地緣兩種,簍紙綱、福紙綱、履泰(雜貨)綱等是以行業組成綱,而龍巖、上杭、武平、蓮峰(連城)、九洲等綱則是以地緣商人所組成的綱。其中以紙綱實力最強,會館日常運行費用也主要由紙綱支付,約占2/3。

會館主要有三方面的功能。其一是聯絡汀州、龍巖各屬在潮州的鄉誼,該會館有匾額鐫刻會館創造宗旨云:?

汀龍二州密邇毗連,據閩之上游,下與潮屬為鄰,地壤相接。且稱鄞汀一水,南流直通潮郡,舟楫往來,眾皆稱便,凡商貫阪運,托業于斯者,歌樂土焉。蓋時當承平清晏日久,海國江鄉無復向時鱷波瘴雨矣。由是議建會館,將上以妥神靈,下以通鄉誼,歲時祭賽,搏酒言歡,聯一堂桑梓弟兄,甚盛事也。?

福紙綱的《綱薄》亦云:?

紙之有綱,以答神庥而聯鄉誼也,祭與宴一歲數舉。前之人置資產計長久,設施可不謂善乎?……歲時祭祀賓客燕飲,諸度支使,夫商于此者皆得周知。其出入多寡之數,蓋記明而斟酌善,桑梓之情益洽,祖祀之舉彌長也。?

會館的第二個功能,是籌集經費并且代替商人完納國稅。公館及商綱舉行聯絡鄉誼等活動需要資金?;峁菟枳式鷯篩魃談俜痔?,而各商綱則向商人們抽取。如履泰綱,“雜貨幫,按貨抽厘置買業產,為會館香燈祭祀之費”。簍紙綱,“從前各字號所抽厘金及各房店租息向交簍紙行主收存辦理”。上杭、九洲、運河諸綱,“各字號按抽紙厘共立為館中每年祭祀慶祝之資,所有章程俱載”。福紙綱和簍紙綱的經濟實力最為雄厚,故對各商抽厘之外多有盈余,在潮州府內購置了多處地房產,出租收息,積蓄經費?;峁荻雜誥訓墓芾硨褪褂孟仁怯篩魃談俾至髦湊?,至道光十七年(1873年)以后,實行聘請經理制,每任三年為期,商綱在對商戶抽取經費的同時,亦制定了為商戶代完國課的條規,如簍紙綱的“餉規”云:?

各項紙莊由上山采辦裝簍記明字號刀數,船運至東關揭揮完餉,高□紙每刀正餉銀一分五厘柒,毛邊紙每刀正餉銀二分二厘零柒,書紙每擔六分九厘。每餉銀百兩加費補平在外,由行代完,紋、佛銀各半。?

福紙綱的《餉規》規定:?

各莊福紙由上山來辦,蓋用各字號戳記,所有雙合紙黃紙每四十二張為一刀,每五十刀為一片,合二片為一百刀為一捆。船運至東關,每抽完正餉銀四分六厘……各字號紙張由客批定行收,揭揮到東關,按揮先代墊完清正餉,并代發船腳,俟紙貨售賣后,總共與客結算訂記行單薄內。?

交納商稅和應付官府往來是商人們感到困擾的一件事,商綱組織委托商行代完稅餉,對商人起到了一定的庇護作用。

會館的第三個主要功能,是制定一些同業行規,協調同業之間的行為。簍紙綱行規、腳規規定:各項簍紙批行收入售賣,俱作錢價,每錢六百八十二文伸花邊一元,每花邊一百元現用佛邊,該補貼花水邊十元。紙張售賣,行用九七扣,每百元扣用三元,行內與客結算,每錢六百九十文伸花邊一元?!涓髯趾趴偷叫?,便飯一次,席請一次,供照舊章。船戶到峰館領載,高連紙每擔批錢八十元,毛邊紙每擔批錢一百六十文,書紙每擔批錢一百六十文,輕次書紙每擔批錢八十文。運至東關交稽夫檢按各字號發籌擔入行內,每擔錢一十一文,俱行內代墊,發后與客結算,每四鑒為一擔。各行售賣紙張,務先向客說明市價,庶免以后爭論。其紙貨批入各行,倘有潤張濕角,亦須通知各字號到行面驗看過,提出結價,可免爭多論寡。

閩西各商綱雖然各自制定有通行于本綱內的各種條規,但因商綱之上又有以汀州、龍巖地緣為組織的會館,故在綱與綱之間,有時也有一些共同協作的條規,如福紙綱與武平綱,就曾合股購買店屋,“茲有武平綱付有七兌洋銀三百元,即日交付眾公等收入記薄,其銀歸與眾福紙綱湊買長養坊三家巷行屋兌價,其行店租銀眾綱內收入。遞年三月二十七日眾綱內應辦武平綱戲金一本慶祝,其武平綱內人等演戲之二十七日應向眾綱內收回租錢一干文,以辦香紙油燭串爆等費。其戲金戲班遞年俱照眾綱所雇的以垂久遠,永無違議”。再如上杭、永定等以地緣而組成的綱,則委托福紙綱代為抽取本綱客人有經營販紙者的份厘,“上杭綱同治元年合同九洲綱內上杭各字號,與運河綱本立綱各字號,按抽紙厘……附入福紙綱”,“本立綱綱內向抽雜貨厘金,后抽紙厘,入福紙綱一體抽厘,所有章程俱載本綱薄內,照舊辦理”。

毫無疑問,閩西的商綱組織及其會館對閩西商人在潮州粵東一帶的商業活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直至新中國成立前,閩西商人仍然是潮州地區最主要的外籍商人集團。

會館在民國時期又有較大發展,如民國《龍巖縣志》載有國內外會館或同鄉會24個,國內有北平龍巖會館、北平龍巖舊館、北平漳州東西館、長汀龍巖會館、龍溪龍巖會館、漢口福建會館、九江龍巖會館、江西市槎龍巖會館、建甌龍巖會館、泰寧龍巖會館;國外有新加坡龍巖會館與石山別墅、巨港龍巖同鄉會、亞庇他山俱樂部、檳城龍巖會館、紅土坎龍巖會館、吉打龍巖同鄉會等。

改革開放后,龍巖商會組織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起步,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和民營經濟的迅猛發展,商會組織日益壯大,功能日趨完善,影響逐漸擴大。至2009年底,全市先后組建行業商會19個、異地商會22個、鄉鎮(社區)商會72個,各級各類商會會員總數達9000余個。異地商會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廣西、福州、廈門等地。各地商會組織充分發揮商會的人脈、資金等社會資源優勢,以鄉情、親情、友情為紐帶,“請進來、走出去”,積極開展對外交流合作,主動參與“6·18”、“9·8”、“11·18”等經貿、投資洽談活動,在激活民資、招商引資、促進項目生成等方面發揮了應有作用,逐步成為吸引民間投資、搞活民間招商的重要力量。



以上摘自第一章總論第四節之三,注釋請見原書,此處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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