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商會信息聯盟

南国特区七星彩票论坛社区:孫宇晨 近世中國:五百年來皆“鎖國”?

彩票论坛大全 www.gsysfj.com.cn 經略網刊 2019-01-07 20:11:26

關注經略網刊(微信ID: jingluewangkan)
與我們一起——想象下一個五百年
轉載請注明出處:經略?



近世中國:五百年來皆“鎖國”?

——走出外交敘事“開放/封閉”的二元陷阱


孫宇晨
經略研究院研究助理
遼寧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碩士研究生


“閉關鎖國”論承擔了尼采所說的“批判”型歷史的角色,其目的是為了遺忘過去“老大帝國”的光焰,以便在革命年代“打倒軍閥,除列強”、締造一個新的“人民共和國”。而當新的條件具備時,以往被忽略的史實和視角則開始復蘇,補充我們既有視野的不足,它未必是為虔敬過去的偉大而“懷古”,但一定包含了為鼓舞斗志而“紀念”。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尤其是對于我們這個富含歷史情結的民族來說,1840年以降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所沉淀下來的“集體無意識”嘗令國人對外事問題高度敏感。當這種情緒與改革開放迅速發展的歷程體驗相銜接時,“反思”過去何時“閉關鎖國”、何時“開放包容”往往成為思潮碰撞一個側面。從二十年前“臺海?;庇嚶⑹?、姜義華兩位教授就“飛彈下的選舉”展開對近代中國史認知問題的激烈交鋒,到上個月資深外交人士同時政傳媒領袖就外交軟/硬、開放/封閉等老問題進行“隔空喊話”,但凡涉及到中國身份認同與對外關系的話題往往能引發公眾的持續熱炒。尤其是近數年來,種種論戰已經將影響中國近代變遷的時間坐標一再上推,從“五四”到晚清,又從晚清到晚明,甚至出現“挺明派”和“挺清派”因誰更可能切合“世界大勢”而互成水火的局面。這些固然使如何認識明中葉以來的“近世中國對外關系”(1500—1911)一再被高調納入歷史學和國際關系學的關注視野,但情緒緊張之下和者蓋寡、“只見來龍不見去脈”亦是尷尬事實。


與上述國內思潮碰撞幾乎同時的是,隨著全球史、歷史社會學和比較政治學、后殖民批評等國際學術話語的興起,沖出“現代性”話語桎梏審視歷史和當下日益成為重要的知識生產方式。通過重新詮釋解讀,人們發現,在種種爭議發軔之初——與歐洲國家崛起同步的明清季中國,有著復雜的治理結構和對外行為因果,遠非“開放/封閉”話語所能“一言蔽之”。那種堅持認為鄭和下西洋后明廷恢復“海禁”導致中國走向封閉的觀點,一則與具體史實有所出入,二則其思維內核的“歐洲中心論”失之偏頗,兩者的結果則都導向了敘事的中國身份被“東方主義”地“他者化”。誠然,歷史書寫總是對復雜史實的選擇性呈現。當中國人需要忘掉帝國的輝煌、全力向他人學習時,確立“閉關鎖國”論以沖決“網羅”、甩開包袱就是一種時代必然;當我們日益逼近世界舞臺中心,需要以更大的自信和從容去構建更高層次的論述時,更新過去的認知往往成為社會進步的標志。五百年來誰著史?這是中國崛起改變世界的過程中所不能回避的問題。明朝“海禁”真就意味著“閉關鎖國”?歐洲國家和日本在同期乃至后來的工業化起步階段也對外貿設立諸多限制又當如何論斷?“隆慶開?!保?567)實行近乎絕對的“自由貿易”,難道就帶來了明朝的“偉大復興”?康熙晚年中斷“西學東漸”難道真的是閉目塞聽、妄自尊大?一切抽象自歷史的命題自當還原于歷史。

?


閉關鎖國?


一、明朝政策并非“海禁”可蔽,“過度開放”或致國運衰頹


“海禁”是14世紀明朝政府對海事進行的一系列限制政策的統稱。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即下詔“瀕海民不得私出?!?。此為“海禁”之始,后又分別于洪武十四年、二十三年、二十七年陸續頒布細則條規,以“票引”制度嚴格規范中外海上交通活動,標志著海禁政策完全成型。明季中國敏感于海洋,本有多重安全考慮,其中既有現實面臨的困難,又有前代遺留的問題,具體緣由可分為如下數端:其一,明朝初建四方不靖,更有抗元起義軍張士誠、方國珍殘部盤踞沿海島嶼,朱元璋詔令嚴禁者多在于地方豪強及軍民人等擅造大船、潛通海賊、同謀集聚、劫掠良民,更禁硝石硫磺軍器等私販于外夷賊寇,可見海禁初衷本是國防安全政策,而非外交政策;其二,元世祖忽必烈曾三次遠征日本而不得,彼此結怨甚深,后朱元璋數次遣使入日,促其入貢,均被強硬拒絕,且斬殺使者數名。張、方降滅后“諸賊豪強悉航海,纖島倭入寇”,朱元璋疑懼之下更將洪武十四年胡惟庸案以“私通倭寇”罪名論處,稱“國初禁海之例,始因倭夷違諭而來,繼恨林賢巨燭之變,故欲閉絕之,非以通商之不便”(注:吳晗《胡惟庸黨案考》認為林賢下海招倭一事不確,然明太祖雖出于前朝教訓將日本列為十五個“不征之國”,恨意則表露無遺),其主要防范對象在于東南沿海生亂之倭寇;其三,明祚既立周邊來朝,朝貢各國多貪利圖詐,加之中國本缺乏貴重金屬,歷代王朝均嚴禁貨幣下海,為限制銅錢白銀外流,須“嚴交通外番之禁”,故曰海禁亦是維護財政金融安全的經濟政策。


朱元璋本貧農出身,整肅吏治打擊豪強重本抑末等乃是其小農社會之理想藍圖,禁海令為國家規制民間海外貿易而設,并非“閉關鎖國”。為發展和平邦交,其多次宣諭對所有入貢國家“一視同仁”,平等對待。其后明成祖雄才大略更欲有所作為,鄭和下西洋在擴大官方對外貿易的同時,更實現了朝貢體系的鞏固與拓展。朝貢與海禁匹配并行是明朝的官方政策,將海外貿易導入朝貢體制,進而維護朱明王朝的大一統合法性本是其海洋政策的中心。認為兩者互斥,朝貢少則海禁興并不符合邏輯與史實。朝貢頻則嚴海禁,朝貢少則弛海禁,當遠洋探索因國力不足而必須做出調整時,規范朝貢和重開海禁則勢所必至。


論史者周知,永樂一朝因“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覓蹤跡,且欲耀威異域,示中國富強”以達到“宣揚中國文教,俾天子聲靈旁達于天外”的目的(文出《明史·宦官一·鄭和列傳》)遂有鄭和七下西洋之舉。然這一系列壯舉在時人眼里則不啻為全由國家財政承擔之政治工程:每次出洋大小船只即200余艘,各種隨行人員兩萬余人,常規費用加上對下洋人員的賞賜,便是巨大的財政負擔,僅造船就須動用全國十三省之力。工部官員劉大夏即提出:“三寶太監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歸,于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當切諫者也。”加之外邦貢品與中國賞賜“厚往薄來”的非對稱性“隨貢互市”結構反而“實罷(疲)中國”——但凡藩屬入貢,明廷都要承擔旅費并予大量賞賜,耗資甚巨,而朝貢使團破壞地方治安的事例也時有發生——年長日久,反對聲浪不免泛起。大規模航海終止后,海禁政策曾有所凸顯。尤其是嘉靖二年(1523)發生了日本兩撥地方大名假借幕府名義入貢、互相指責對方假冒并發生毆斗、洗劫寧波城的“爭貢之役”,明朝更趨收緊朝貢政策并重嚴海禁,其結果卻是倭寇侵擾與走私貿易日益猖獗。但更有甚者的是,為了獲得明朝巨大購買力的輻射,被排斥在體系之外的日本德川幕府即便在1609年侵占了琉球,也并未吞并之,而是通過挾制琉球實現對明朝的間接貿易。由此可知,一方面,朝廷強行海禁只能激發商業走私和社會動蕩;另一方面則足見當時中國之經濟實力之一斑與沿海貿易之發達。


實際上,外貿本為沿海居民養命之源,所謂“倭寇”大多為沿海居民,海禁愈嚴則倭患愈烈,這種互為因果的關系為越來越多的明朝官員所認知。徐光啟就指出:“官市不開,私市不止,自然之勢也,而又嚴禁之,則商轉而為盜,盜而后得為商也?!備=ㄑ哺礞讜對蛉銜骸敖逃桃?,禁寇實難……(開禁)則諸國之情嘗聯屬于我,而日本之勢自孤,日本動靜虛實亦因吾民往來諸國,偵得其情??晌較仁輪??!憊識?,明朝終于在隆慶元年(1567)宣布開禁,私人海外貿易遂獲得合法地位,從萬歷中后期開始,地方海商集團開始壯大。崇禎年間,泉州的鄭芝龍家族掌握了東南沿海的海上貿易大權,并在歸化明朝后逐漸消滅其他地方海商集團,成為東亞海上貿易的霸主,并于某些領域開始取代明朝官府的海防角色。鄭氏以軍事力量為后盾,發展出了類似“軍事-工業復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海商組織,在與荷蘭等西洋殖民者的貿易戰中取得了主動和優勢。從荷蘭人手中收復臺灣被認為是鄭氏于中華的萬世功業,但如果真正洞悉歐洲國家崛起秘密者,當更應對鄭氏集團的組織結構未能成為清季中國面向海洋之助力而惋惜,這與鄭和下西洋完全是兩個性質。當代國人多認為以鄭和下西洋之鈞力,只要有所延續則極有可能不會給歐洲以崛起的機會,但這僅僅是表象。單以鄭和艦隊之技術和規模遠超哥倫布來預判中國可能因大航海、大探索而稱霸世界,顯然是一種失真了的簡單類比。



鄭和下西洋


如前所述,鄭和遠洋是官方財力支撐下的政治與文化行為,輔之以貿易交換,并無軍事征服之意圖,即所謂“懷柔遠人,不在乎利”。而同期,由于歐洲民族國家之分立崛起乃是力量均勢與債務連帶契約關系之結果,哥倫布航海探索航路只是各國新興資產階級開展海外貿易與殖民征服的先導,獲取利潤和物產才是歐洲海上力量稱霸的首要動因。正如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歐洲絕無這樣的皇帝,只有一些相對抗的民族君主國,它們在海外冒險的事業方面互相競爭著,而且沒有任何帝國當權者阻止它們這樣做。西北歐的商人也與中國的商人完全不同,他們有政治權力和社會聲望……此外,歐洲有與外界進行貿易的傳統……而中國完全不是如此。總之,歐洲有一個強大的推動力——一個牟利的欲望和機會、一個使牟利得以實現的社會和體制結構?!?/span>這種被稱之為“軍事-工業復合體”(MIC)的組織方式萌芽于11世紀的歐洲,長期政治分裂迫使從事長途貿易的商人組織起有效的武裝護送,逐漸成為騎士之外的第二支獨立武裝,其運作特征在于政治、經濟、軍事互為動力和支撐,從而形成一種內循環不斷增強并向市民社會與國家機器擴張的組織,也是現代社會管理性質的起源。威尼斯、米蘭、荷蘭、英國等資本主義的起源地都很早發育出強大的MIC,而它們也都是海洋國家。重商主義的拓殖使之都有過自己的貿易?;ぶ饕迨逼諍兔饗緣墓乜ㄏ拗?,英荷兩國就曾因《航海條例》而大打出手。但吊詭的是,在“啟蒙”視野里,“自由貿易”仿佛成了亞當·斯密時代起資本主義和西方文明一貫“偉光正”的代名詞。


以比較眼光審視,中世紀晚期歐洲資產階級與王權結盟造就了“軍商合一、軍政合一、資本與國家合一”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更嚴謹譯法為“國民國家”)體制,使之能將不斷發展的工業技術投入到遠洋征服之中;而當中國因造艦木材枯竭和長途運輸成本高企而停止船隊建造時,缺乏獲利欲望的驅動使之難以將冶鐵等有潛力成為工業革命突破口的領域用于海洋拓展,北元游牧邊患則在內陸邊疆嚴重耗散著國家的戰略精力。就當時生產力水平而論,鄭和航海事業在單一的朝廷支持下創造了農業時代的巔峰,朝貢貿易體系憑借明季中國的強大購買力實現了“以德治?!鋇鬧遼憑辰?,而當晚明武裝海商集團因朝廷“海禁”之消極無為形成管理真空而自發興起時,歐洲殖民者則以政府為后盾紛紛借“東印度公司”的名義推進著對世界主要航路的壟斷和財富的掠奪,使血與火、貪婪與奴役伴隨著西方的“先進”將殖民征服和金融商貿打在了全球史的烙印上。環顧明清中國,也只有鄭芝龍-鄭成功集團或在組織形式上有潛力與之一較長短,成為中國參與資本主義全球化殘酷廝殺的生力軍,但其本身又被明末動亂、清廷一統所稀釋和歸化……更令時人無法預測的是,西洋人的“堅船利炮”就是所謂“時代大勢”的走向。因為僅從經貿角度來看,明清中國無意間成為全球貿易網的重要一環使之在“漫長的十六世紀”(布羅代爾)一直承當世界經濟中心的角色,卻對其危險意涵鮮有認知。



哥倫布號


隆慶開海后,由于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等廣為海外所需,購買力極盛,美洲和日本的白銀開始大量涌入中國,緩解了中國面臨的貨幣短缺問題,從福建經由馬尼拉到墨西哥的太平洋三角貿易得以形成。加之隆慶元年起穆宗頒令“銀錢兼使”,確立白銀為合法貨幣,而張居正亦被重新啟用,“一條鞭法”得以大力推行,租、役、貢等均折為白銀統一征收,這都導致以白銀為中心的開放經濟開始成為明朝財政賴以生存的根本。弗蘭克在其《白銀資本》中即指出,當時世界經濟的中心區域在亞洲,而白銀旋流的中心則在中國。這也使明朝擁有雄厚資本和戰略優勢與封閉的中亞-蒙古民族訂立和議,實現“俺答封貢”,即通過白銀使北元蒙古的游牧戰爭體制完全消解于明朝的市場經濟機制之中,從而以貿易互市結束了長期的北方邊患。但毫無疑問,這種銀本位的財稅貨幣體制極大地依賴“南美-東南亞-日本”海上貿易航路的暢通,一旦該貿易體系出現動蕩或?;?,明朝的社會經濟將受到沉重打擊。據魏斐德的《洪業:清朝開國史》記載:1620年到1660年間歐洲市場爆發的貿易?;賈灤麓舐絞淙脛泄陌滓蟠蠹跎?;1639年冬許多中國商人在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殺;1640年,日本斷絕了與澳門的所有貿易往來;1641年馬六甲落入荷蘭人手中,果阿與澳門的聯系被切斷,中國的白銀進口量驟然跌落。也就是說,在明朝最需要穩定經濟形勢和財政收入以應對農民起義和滿洲入關的時候,歐洲列強爭奪殖民地造成的歐亞海上貿易受阻無疑給明中央政府以致命打擊,而這恰恰是明朝在自身“國家能力”虛弱的情況下卻“過度開放”將貨幣體系和經濟組織完全委之于世界市場“無政府狀態”的結果。



?

二、“限關限口”另有隱情,“文明沖突”已現清季


明朝既復雜如此,清朝更非簡單可論。與明初戰略考慮類似的是,為對付前朝殘余抗清力量和統一臺灣,清廷一度實施“遷界禁?!?。1684年解除海禁后,清廷在廈門、廣州、寧波和上海設立四處口岸,供對外通商??滴躋懷骷跛目詮廝?,鼓勵民間外貿,并且再也沒有禁止中國商人到日本貿易。到了18世紀,面對人口大增的局面,清廷又以免稅、賞賜科舉頭銜官職等辦法,鼓勵中外商人從暹羅和菲律賓進口稻米,以補國內用度不足??梢運?,清廷制定海外貿易政策之細致合理處反而優越于明代。即便到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限口”固然存在,“閉關”卻夸大其詞,否則又怎能出現因中英貿易中國“出超”而引發英國資產階級強烈不滿、從而以堅船利炮來華“修約”的現象呢?在“歷史常識”看來,清廷較明更為封閉,一來是其極其重視內陸邊疆向“內亞”拓展而嚴防海洋,二來是“文字獄”等思想禁錮遠甚前代、銷毀各類典籍更多,三來是中斷了明末以來的“西學東漸”。由于“閉關鎖國”論主要是針對中西關系,故需將“西學東漸”一節詳加考察。


康熙在晚年頒布南洋禁海令時曾有如下一段警世通言,令無數論者嘆息:“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后,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朕臨御多年,每以漢人為難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國家承平日久,務須安不忘危。”滿清以少數民族身份入主中原,害怕因中外交往增多致使漢族反抗力量同西洋一起構成其統治威脅,所以康熙留下了如是告誡,但這與其曾熱衷西方科技、重用傳教士,甚至賦予張誠、白晉以參與談判《尼布楚條約》重任的開放精神無疑大相徑庭。為何在紫禁城曾被奉為座上客的西方傳教士及其科技、文化到了康熙晚年就被下了“逐客令”?這恐怕也絕非“封閉專制”說所能解釋的通,而相關隱情也是康熙與彼得大帝對待西歐文化表面態度相似、本質精神不同的關鍵。

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起,中國皇帝和羅馬教皇就天主教在華傳教問題產生了尖銳矛盾。此前,以明末利瑪竇為代表的傳教士在傳播天主教時采用了本土化的方式,對教義教規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符合儒家文明價值觀的解釋和變通,非但以儒道文化中的“天”“上帝”釋“天主”,更容忍中國教徒敬孔祭祖,后來康熙稱之為“利瑪竇規矩”,得到了統治者和士大夫階層的一定認可。然而在利瑪竇逝世后,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天主教分支)對此傳教方針日益不滿,并與耶穌會士產生爭論,二者的內部矛盾幾經反復最終上達羅馬教廷。1704年,羅馬教皇克來孟十一世作出了禁止中國教徒尊孔祭祖的決定,并遣使者專門來華告諭此事。次年羅馬教廷使節入京,要求康熙皇帝下令天主教徒遵守教皇禁約??滴蹙芫?,并于1706年發出上諭,凡傳教士愿從清政府規定、安分傳教者可領取傳教印票,不從者一律遣返回國。僵持多年后,教皇于1715年重新頒布“禁約”,并于1720年再次遣使要求康熙禁止中國天主教徒祭祖祭孔??滴躚俠骰鼐?,自此清廷開始實行禁教政策。



利瑪竇


1719年11月18日(陰歷),康熙召見在京西洋人蘇霖、白晉等于乾清宮西暖閣,曰:“中國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養育,譬如幼雛物類,其母若隕……即爾等修道之人,倘若父母有變,亦自哀怮。如置之不問,即不如物類矣。又何足與較量中國之敬孔子乎!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倫,垂教萬世,使人親上事長,此至圣先師之所應尊敬也。多羅、顏當等知識偏淺,何足言天,何足言圣……中國行教俱遵利瑪竇規矩,不可各出己見……為此特諭?!?span style="color:red">以往論者慣于以康熙滿族身份的敏感心態來解釋其一系列行為,但多忽略了在“西學東漸”和“禮儀之爭”的問題上,漢族官員和士大夫表現出了較之滿人更為強烈的拒斥心理。玄燁幼年時期,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和,相互參劾,“眾論紛紛,人心不服”,竟致楊光先與湯若望于午門外當面賭測日影,結果是西洋天文學與實際完全吻合??滴跎釷艽碳?,曾曰:“朕思,己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換言之康熙對科技之興趣,大部分目的仍在于樹立自身政治權威,并增強統治魅力、贏得更多認同——這卻導致耶穌會士在回憶文獻中過分美化康熙,從而在啟蒙運動初期為歐洲絕對主義君主提供了來自東方的“絕佳樣板”?;八禱乩?,清代皇子的漢學造詣和綜合素質勝于歷朝是史家共識,以自身高度漢化收天下士子之心是康熙治國垂范的重大原則,對儒家治國信條的奉行較之前代只能更為突出,不可能自發地把西洋科技驟然普及于朝野民間,他們對西方宗教的態度無疑堅持了“西學中源”論和西方學問不如中國的本質立場。“禮儀之爭”表面上是本土風俗與宗教儀軌不合的問題,其實已經上升為尖銳的政教矛盾,即世俗治理內在需求與教會傳教客觀后果的矛盾問題,而這種“文明的沖突”放在古往今來任何時期都很難得到兩全其美的解決。尤其滿清以史無前例的大帝國身份統領中華,其對蒙古、新疆、西藏廣大地域的統治很大程度上還依靠君主的黃教信仰身份,滿清皇帝以政統教的崇高權威即便是在中國朝代里也相當罕見,面對羅馬教廷“政教合一”甚至遙為控制的傳教體系,康熙不可能不嚴加防范。這已經涉及到政體的比較與治理問題,而不單純是對外政策與外交問題。作為反例,一百五十多年后的“天津教案”(1870)或能讓我們有更加深刻的認識。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傳教士在中國各地取得了合法傳教和置地建堂的權利。除傳教外,教士還開辦學校,創辦報紙,建立醫院和育嬰堂,并從事慈善事業。基督教深入內地改變了中國信眾對宗法勢力和政治權威的信仰,從而直接改變了中國鄉紳和官員對信眾的傳統管轄關系。從價值觀而言,它擊中了中國沒有一元神宗教這一文化要害,民眾與教會勢力的沖突不斷發生。每次教案發生后,外國領事立即向清廷施壓,甚至調派軍艦以武力相威脅,而清廷則一次次屈服,以賠款和懲處反洋教人士來結案。教士教民有恃無恐之下,常有為非作歹,欺壓百姓之舉。1870年6月,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所收養的嬰孩因天氣炎熱、病疫流行而大批死亡,同時又不斷有迷拐幼童的事件發生,而拐犯供詞多牽涉教堂(如匪徒武蘭珍謠傳作案使用的迷拐藥為法國天主教仁慈堂供給)。武蘭珍案件發生后,天津民眾與士大夫群情激昂,鄉紳集會于孔廟,書院為之??紊?。21日,民眾到望海樓天主教堂前示威,法國領事豐大業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彈壓,崇厚措施不力,豐大業持槍到其衙門質問,出衙后又對聞訊趕來的天津知縣劉杰開槍行兇,打傷其隨從高升,豐大業秘書西蒙亦開槍威脅群眾。圍觀群眾群起攻之,哄打豐大業,致使其當場死亡,隨后焚燒了法國教堂、育嬰堂和領事館,以及英美教堂數所。在這起事件中,打死傳教士和商人共20人。此案發生后法英美俄普比西七國聯合向清廷提出抗議,并派艦只到天津和煙臺示威,要求懲辦有關官員和民眾。23日,直隸總督曾國藩到天津查辦該案,曾又奏請李鴻章協同辦理,終致賠款白銀46萬兩,并由清廷派遣高級官員攜帶國書到法國謝罪(由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團出使巴黎,打破了清廷不派重臣使團出洋的先例)。因該教案,篤信儒家信條、追求人格完美的曾國藩面臨著極大的道義壓力,時刻“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兩年后郁郁而終。



天津教案發生地


此案真相大白后,后世“開放論”者或謂謠言無處不有,但最為開放的上海為何沒有發生一起教案,也沒受到相關沖突波及?筆者認為此論苛刻過甚。第一,近代最為開放之地,往往按中外既定條約以西法治之,租界、商埠遍布,洋人獲利最高、勢力最廣,以中國之大、人口之稠,豈能處處是上海?第二,天主教傳教內地,當知小農平民者眾,既是民潮涌動、群情生疑,卻對洗禮、育嬰等行為緣由倨傲自珍少有解釋,且信徒投靠者不分何類往往收留庇護,倘若胡作非為,勢必亂上加亂。第三,天津教案發生前,民眾與洋教的沖突已在內地此起彼伏,如1861年山西傳教士不許中國教徒出資鄉土演戲酬神活動,引起紳民不滿。山西巡撫向總理衙門報告:“該教士欲令奉教者概不攤派,且斥不奉教者為異端,是顯分奉教與不奉教者為兩類。其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眾,欺侮良民。而不奉教者亦必因此輕視教民,不肯相下?!?/span>上述正如費正清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所言:“為什么傳教士反而引起了最大的恐懼和仇恨呢?如果對這個問題有任何一個答案的話,那就是傳教士常常要、不可避免地堅信這一主張:只有從根本上改組中國文化,才能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他們的共同目標是使中國皈依基督教,而且他們不達目的不肯罷休?!?/span>這其實深度涉及到了兩種文明和社會體系的碰撞,已然超出官方“開放/封閉”對外態度所能決定的范疇。



?

三、話語困境凸顯“二元陷阱”,“落后挨打”亦須理性看待


縱觀1500年以降之世界史,參照越來越細致豐富的中外關系材料,當知用籠統的“開放/封閉”來解釋具體某國之對外行為,不僅容易混淆是非/好壞,其邊際效應亦日漸衰減。就中國而言,除了本文前述種種之外,多數歷史和理論敘述更過濾了雍正派遣使團以平等之禮訪問沙俄解決邊疆問題、朝鮮開始以“小中華”自居對清離心離德陽奉陰違、日本一直游離于朝貢體系之外并試圖建構以自己為中心的華夷秩序等重大東亞國際關系事件。但這并不意味著以1840年鴉片戰爭斷代中國史為大謬,后者作為農業帝國完全卷入工業時代民族國家競爭的標志性事件仍具有重大意義,而將“閉關鎖國”論反向作用于20世紀以來的社會動員實踐,則體現出了巨大的政治能動性。任何概念都有其解釋邊界,“近世”和“近代”并非互斥,而是相互補充、有機統一,單一的“開放/封閉”二元話語反倒造成了前文所述的種種片面認知,實有必要系統廓清一番:


就外貿管制的具體內容而論,一則開放到什么程度本就根據本國利益需求而定,明清中國“限關”而未“閉關”放在當時環境本屬理性決策;二則西方國家在崛起過程中也未曾落實真正的自由貿易,布設貿易關卡乃至搶奪殖民地更是家常便飯,日前歐盟議會還以壓倒多數十余年如一日地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MES);三則明中晚期的過度開放使國家經濟大權委之于地方商人和海外洋人,反而凸顯了“洪武政制”(奠定自朱元璋時期以土地財政為基礎、重本抑末為導向的政治體制)在國家治理能力層面的嚴重不足,未能實現財稅金融“數目字管理”,深陷經濟?;咴瞪脅蛔災?。論者多謂當今美元霸權下中國“世界工廠”定位尷尬,順差巨額外儲劇增,殊不知歷史不乏先例。16—18世紀,歐洲殖民者為了緩解掠奪大量美洲白銀造成的通貨膨脹,往往轉身“斗轉星移”將白銀輸入“東方國家”,中國以貨易銀名富實窮,歐洲以銀易貨富甲天下。而當19世紀中后期主要工業國家采用金本位制之后,中國用大量物質財富換取的白銀收入日益縮水,更致經濟蕭條社會動蕩。即便如此,稍不如意修約開港,鴉片毒品滾滾而至,大棒臨頭只在頃刻。


就“開放/封閉”的邏輯張力而論,中國歷史自有其變遷脈絡和興衰規律,決策者必須優先根據自身社會各項要素的運行制定政策,因歐美在近代執世界之牛耳而以上帝視角批評與之近乎完全異質的中國社會未能如何如何,本屬強人所難。如果19世紀歐美對中國侵略不可避免,那么中國無論是封閉還是開放,都改變不了被動挨打的命運,甚至還可以說因為清廷并未“大度開放”反而避免了印度那種完全殖民化的地位。作為以廣大小農為根基的鄉土社會,即便明清皇帝再“專制”“英明”或“民主”,也很難組織起近代的“民族國家”體制對抗跨入工業化門檻并迅速發展的歐洲殖民者,實現雙重革命的任務只能交給誕生于20世紀初的列寧主義政黨。平心而論,開放既意味著學習進步與自我更化,也容易導致類似“亞洲鯉魚”侵襲的生物學后果。至少對歐洲人來說,把中國納入國際法體系就頗費一番躊躇。


在1858年談判《天津條約》期間,法國臨時代辦克士可士吉得知有人(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欲將《萬國公法》介紹給清政府時,就揚言:“這個家伙是誰?竟然想讓中國人對我們歐洲的國際法了如指掌?殺了他!掐死他!他會給我們找來無數麻煩的?!痹謚泄絲蠢?,學習要交學費是一回事,但先生要打學生則是另外一回事。救亡與啟蒙的平衡點在于“獨立自主”,一味糾結于“開放/封閉”不僅不利于大國國民心態的構建,更容易把手段混同于目的,且必然會導致“落后挨打”持續成為思考一切涉外問題的總情緒。它往往招來“強權即有理”和“弱國無外交”兩大命題,進而導致三種可能后果:其一,“多難興邦,殷憂啟圣”,通過自尊自立、挽弱為強贏得“國際社會”平等待我;其二,“民族沙文主義”,快意恩仇反擊報復,余皆劣等唯我獨尊;其三,前述兩個命題畸形合流,構成“逆向種族主義”心態變化。如果說基于幾千年倫理政治的底蘊,第一種可能本屬正常,第二種可能充其量是“出口鳥氣”的街巷之議,第三種可能則凸顯困境引人深思。


就外交主體行為而論,弱者心態一旦演變為“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又稱“人質情結”,是指被害者對于犯罪者產生產生好感、依賴心、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成為不思與列強周旋、放棄努力的理由,不僅忽視了國人近代以來艱苦卓絕的奮斗歷程,更因預設“先進/落后”“文明/野蠻”“現代/傳統”“民主/專制”的兩分法而漠視歐美強權之外各國歷史變遷的主體性和多元性,漠視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根本特質,漠視本國的存在價值和正當利益,這恰恰是“開放/封閉”二元陷阱最核心的問題。國際關系學人周知,摩根索在《國家間政治》中提出“現實主義六原則”的同時也列出了理性中道的“外交政策九原則”,其中第二點就是:“外交政策的目標必須根據國家利益來界定(而非世界性政治宗教)并以足夠的實力來支持。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的國家利益,只能根據國家安全來界定;而國家安全則必須界定為國家領土和國家制度的完整?!鱉ブ釷肥?,“落后挨打”卻在外交領域“扶弱抑強”者比比皆是:1814年,塔列朗于法國戰敗之下尚能在維也納和會“長袖善舞”力爭疆土不失;1880年,曾紀澤面臨晚清危局尚能在彼得堡談判虎口奪食收復伊犁;1919年,顧維鈞背后民國孱弱尚能在維也納和會義正辭嚴捍衛山東主權。外交當以國家利益為首,利益當以國家安全為先,豈能以開放與否、態度軟硬輕易蔽之?鄭和下西洋和康熙重用傳教士并非開放導致富強的根據,而是富強從而著眼外部的自信。缺乏原則和管理的開放也未必能導致真正富強,明末白銀?;淘諮矍?,“后發國家”慘遭殖民的現象斑斑帶淚,當下歐盟對難民確實開放,但禍起蕭墻恐怕只在等閑之間(參見筆者2015年9月1日經略專論《輸出民主,迎來難民》)。袞袞諸公嘗言毛澤東時代封閉,然中美關系稍待改善便有“四三方案”大規模進口計劃出臺;“三個世界”宏論一出,“大三角”更一變兩極格局為改革開放奠定基礎。倘一提該時外交便只有“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極端教訓而對136次艱辛反復的“中美大使級”會談視而不見,徒呼奈何也哉!


不能否認,頻繁二元對立地將中國外交話語“意識形態化”,已然深刻地制約了中國走向世界舞臺中心所應有的瞻高矚遠和敏捷矯健。無論我們如何用寥寥數語概括當下的“時代主題”,其論述架構都下意識地將中國與世界區隔開來并賦予中國以先天的被動色彩,都不免帶有“受害者情結”的耿耿于懷,從而漠視了“中國本是一個小世界”以及“大象闖入瓷器店”的雙重后果:前者導致我們經常忽略,脫胎自大一統帝制國家的現代中國并沒有成為均質化的民族國家,保持刻板單調的論述往往會在維護國家利益上捉襟見肘,“理未屈而辭已窮”;后者導致我們對建構具有說服力和前瞻性的道義政治重視不夠,實力增強之下單一的經濟合作、資本輸出反而凸顯了話語權單薄的尷尬。在國家由弱到強的復興征途中,如果頻繁出現漫言全球、空談時代的局面,就不單是國家發展的問題,亦是敘事體系出現“虛無主義”的征兆。尼采在《歷史的用途與濫用》中把歷史書寫分為紀念、懷古和批判三種目的,而“每一種都只有在一定環境和氣候中才能生長旺盛”?!拔松?,人們必須要有力量打破過去,同時運用過去。他必須把過去帶到裁判的法庭上,無情地審問它,并最終給它定罪”,因而“閉關鎖國”論承擔了“批判”型歷史的角色,其目的是為了遺忘過去“老大帝國”的光焰,以便在革命年代“打倒列強,除軍閥”、締造一個新的“人民共和國”。而當新的條件具備時,以往被忽略的史實和視角則開始復蘇,補充我們既有視野的不足,它未必是為虔敬過去的偉大而“懷古”,但一定包含了為鼓舞斗志而“紀念”。


欲立其國,必先立其史。既然“歐洲中心論”和“東方主義”的敘事結構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國史自在、自為的特質,以至不少學者的研究話語不得不尋之于西洋古典和海外漢學,并開始深度探究傳統、革命與改革的內在一貫性,足見構建中國主體性之任重道遠。與費正清“沖擊-反應”模式相對,無論是其學生柯文的“中國中心觀”,還是布羅代爾的“年鑒學派”;無論是弗蘭克、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還是是彭慕蘭的“大分流”,都向我們揭示了:16世紀以降,中國的發展軌跡并未停滯,而是以其獨特的發展模式和社會制度深度參與了世界秩序的建構,近世中國及以其為中心建構的區域體系是一個充滿政治矛盾和文明意義之“涌動的天下”。




今日之中國,正如國家領導人反復強調的那樣,已經不可逆轉地深度融入世界。當昨日的“歐美列強”在今天因“經濟摩擦”和“文明沖突”而各自展現出其強大的“保守主義”傾向時,中國卻以“自由貿易”為號召,呼吁實現“一帶一路”的共同繁榮,這難道不足以啟發我們重新審視近世中國和世界的變遷脈絡嗎?中華不自亂,無人可亂華。亂由心生,“顛覆性錯誤”來源于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大政方針對國情和世情缺乏縱深把握,更源于社會公眾的偏頗認知與思維定式的“層累疊加”。但愿“近世”二字能啟迪讀者真正理性地看待中外、歷史與時代,走出只存在區區四十五年卻試圖以“歷史終結”影響千秋萬載的“冷戰二元觀”,走出晚清以來以他者為中心懷疑自身、時刻游移的尷尬定位,能夠自信向上地伴隨著國家的崛起和進步開創一個具有主體性、富含辯證法的“紅日初升”的未來。

??


(編輯/開儒)









Copyright ? 福建商會信息聯盟@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