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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彩票论坛:王日根|由「體認」、「自覺」而「升華」:傅衣凌治史對唯物史觀的踐行

彩票论坛大全 www.gsysfj.com.cn 民間歷史文獻資訊網 2019-06-19 15:33:35

由“體認”、“自覺”而“升華”:

傅衣凌治史對唯物史觀的踐行

廈門大學歷史系 ?王日根


【內容提要】

傅衣凌先生自1933年發表論文起,一生中走過了55載的治史旅程,其間經歷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歷史時期。早期因為接受過各種社會思潮的影響,思想尚顯出些許紛雜,但時代大潮之激蕩與具有進步傾向的師友之影響驅使傅衣凌先生愈加明晰地走向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他通過“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相戰”,在對中國社會形態的演化,中國社會新舊因素的并存,中國社會的階級斗爭、社會矛盾、農民戰爭與佃農抗租斗爭,歷史人物評價,中國商業史以及海洋貿易史等多個方面的研究中,堅持“論從史出”“實事求是”的治史路徑,堅持書齋文獻與實地社會調查相結合的治史方法,堅持做坦誠純真的歷史研究,從而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由“體認”而“自覺”的根本性轉變。改革開放后,傅先生在將其研究系統化、理論化、體系化方面不懈努力,對唯物史觀的踐行又有了進一步的升華,其所形成的“鄉族論”“彈性論”“多元結構論”等均具有中國本土化馬克思主義理論色彩。


【關鍵詞】

傅衣凌 ? ?唯物史觀 ? ?社會形態 ? ?資本主義萌芽 ? ?區域研究


傅衣凌(1911—1988),原名家麟,筆名休休生,福建福州人,在其55年的治史生涯中,日漸堅定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運用多學科方法,立足基層,關注民間文獻,準確把握住了中國傳統社會新生因素的進步性與局限性、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尖銳性與緩和性、社會治理中的官方性與民間性以及社會發展的早熟性與不成熟性等特點,成為中國社會經濟史學派的重要奠基人。

傅衣凌先生


1

傅衣凌出生于1911年,那一年發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袁世凱帝制自為、護法運動、軍閥戰爭等不斷發生,社會動蕩局面延續。進入大學時,白色恐怖正熾,他親眼目睹最喜愛的老師肖炳實(項萍)總是處于軍警的盯梢和圍堵狀態,特別感到揪心。肖炳實是江西萍鄉人,1924年畢業于之江大學,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革命低潮到來之際,他南下廈門大學,公開身份是大學教員,秘密身份是中共福建省委委員,時任省委軍委秘書的陶鑄是他的直接聯系人。1931年,中共福建省委被破壞,肖炳實遭通緝,從此離開了廈大。其后他到蘇聯接受過訓練,回國后基本在情報部門工作,晚年于中華書局任上逝世。大學階段肖炳實老師在其“中國文化史”課程上傳播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已逐漸沁入傅衣凌的心靈,肖老師的遭遇也讓青年傅衣凌對共產主義事業增添了一份崇敬和體認。離開廈大的肖炳實老師還時常郵寄北平新出版的書刊,讓傅衣凌受到了更多的馬克思主義的熏染。

肖炳實先生


20世紀30年代,國內學界興起了社會史大論戰,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一支歷史學研究者隊伍逐漸成長,傅衣凌在這一時代潮流中學到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他回憶說,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擴大了他的讀書視野,他逐漸接觸到烏里亞諾夫《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布哈林《歷史唯物論》、波格達諾夫《經濟科學大綱》《社會意識學大綱》、沙發諾夫《中國社會發展史》、馬扎亞爾《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等著作,盡管他自謙地認為這是極初步的點滴知識,但他心向馬克思主義的進步意識已經萌生,因為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社會結構分析方法正是從歐洲的歷史中提煉出來的。傅衣凌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出發,對社會發展諸形態以及亞細亞生產方式等理論展開思考,他與鄧拓、陳嘯江等人交換意見,并積極撰文參與討論。1933年,傅衣凌撰寫論文提出:秦漢的豪族來源于六國的故家遺族,人數不少,雖然失去了政權,但他們仍“不愿與齊民齒”,秦始皇反復有徙豪之舉,卻并不能徹底,而且隨著世代的繁衍,豪族還可能壯大起來,它們以“保族”“收族”為圭臬,延續著自己的文化精神。他們養客作為自己的輔弼,蓄奴作為繼續養尊處優的前提,生活奢靡,行為橫肆,往往構成為貧民的剝削者和政權的直接威脅力量,當統治者試圖壓服他們的時候,一些豪強潛伏下來,衍生為魏晉時期的門閥。該文的編者按說,“雖然衣凌先生草此文時,尚未知中國社會史論史上,有這么一種的新主張”(指漢代社會已較前不同,開始有“佃耕制”時代特征或者說亞細亞的前資本主義時代特征這樣一種學術觀點),然而,傅先生的論述卻與此暗合。該文所刊發的《現代史學》是傅先生的文友陳嘯江在中山大學朱謙之教授的支持下創辦的,具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傾向。在該刊第3—4合刊號上傅先生再度發文,提出討論中國的社會性質,應該從經濟這個“社會底下層基礎”出發,不能“全是機械的說法,拿西洋的學說,來刻畫中國的社會”,應該認識到“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殊性”,“ 以生產方式為割分的標準”。傅先生閱讀了1921年由神州國光社出版的馬克思著、郭沫若譯《〈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認識到應該從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出發揭示中國秦漢以后社會的特殊性,傅先生將之定義為“隸農制”。這種“隸農制”不是封建的,也不是資本主義的。從生產技術上看,鐵器、牛耕、人工灌溉都臻于一個較高的水平;從田制角度看,土地可休耕、可買賣,產品亦可進入市??;高利貸大行其道。因為中國的經濟基礎是隸農制,其根源在于高利貸資本、商人資本與土地資本實現了三位一體,中國專制主義政權以官僚、軍隊實施對地主、商人、農民(隸農)、奴隸的統治,等級界限森嚴,盡管有科舉制度激發官僚隊伍的更新,但社會的保守色彩明顯。對于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傅先生認為:奴隸階層長期存在,其來源包括俘虜、罪人、賞賜、買賣、貢獻與投靠等多個方面,應用于軍事、生產、宮廷及其他方面的雜役,他們的法律身份和社會地位都極低,他們的主子則往往占田無限,作威作福。這就是中國傳統社會時常表現出的階級對立和階級矛盾。

1935年,傅先生負笈日本,接觸到日本流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當時,日本學界“正在進行明治維新史的論戰,主要的有勞農派與講座派兩者,我意識到明治維新史、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的研究,對中國史的研究很有借鑒作用。 ?特別是平野義太郎、羽仁五郎、服部之總等人的幕末史研究,很能喚起我的共鳴,我花了重金,購買了全套的《日本資本主義發達講座》,不時研讀。同時,我翻譯蘇聯波里也可夫的《中國封建構成的發展之合則性問題》,刊登于當時的《食貨》半月刊?!備迪壬紗松羈燙寤岬嚼費П冉涎芯康鬧匾?,認為研究中國史的人如能學習一些外國史的知識,將是很有好處的,這種好處特別表現為視野的寬廣和看待問題的周密性上。

1940年時,傅先生已認識到:人類社會往往存在著豐富復雜的實態,“在我們的周圍,有依照計劃生產的社會主義經濟,有被利潤支配的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有單純商品經濟和半封建經濟,甚至還有帶著原始色彩的自然經濟;在政治生活方面,有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國家,有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有君主國家和法西斯獨裁國家,有封建的王國和半封建的軍治國家,甚至還有在過部落生活的酋長制度;至文化生活的領域來說,我們也可以舉出極矛盾的現象,現在科學昌明的世界,有的卻在那里提倡讀經,以及無批判地恢復一切舊有的東西,這些不合理而錯雜的現象,圍繞著我們的身邊,實在已夠弄得頭暈目眩,莫知適從了?!備狄鋁柘壬η蟠臃追鋇納緇嵯窒蟊澈?,剖析社會發展過程的本質,把握其特征,并尋求歷史發展的規律。經過對當時流行的諸多社會分期理論的比較分析,傅先生認同馬克思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及社會主義社會”五階段理論。

《休休室治史文稿補編》


梁啟超在倡導“新史學”時曾指出方志、族譜、賬簿、契約都是研究歷史的很好史料,但囿于傳統史學方法的局限,依此實踐者卻遲遲沒有出現或幾近于無。傅先生堪稱較早的實踐者。通過訪問、調查搜集原無人問津的研究資料,賴之尋找歷史演變的端緒,逐漸成為傅先生治史的鮮明風格。這種在傳統典籍文獻之外開辟新的史料來源的做法極大地拓展了研究者的視野,使人們看到社會經濟發展的若干實態,生動而鮮活,這也讓青年傅衣凌特別興奮。1937年他在福建永安躲避日軍空襲時,無意間發現了數百張明清以迄民國時期的各種土地文書及租佃契約等,本來別人視之為“腐朽”,到了傅先生手里,卻馬上變成“神奇”,他根據這些資料寫成文章,輯成《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一書,于1944年出版。該書對明清時期福建永安農村的社會構造、階級斗爭以及一田二主等問題作出了清晰的闡述,成為中國社會經濟史區域研究的奠基之作,東京大學田中正俊和重田德兩位先生曾共同翻譯該著作,仁井田陞先生亦高度認同該著,因為傅先生這種治史方法恰好切合了國際史學界借重民間文獻揭示社會經濟發展的主流。傅先生曾特別感慨接觸現實對他加深認識中國社會的意義。他說:“抗戰的幾年生活,對我的教育是很深的,在偉大的時代洪流中,使我初步認識到中國社會的實際,理解到歷史工作者的重大責任,他絕不能枯坐在書齋里,盡看那些書本知識,同時還必須接觸社會,認識社會,進行社會調查,把活材料與死文字兩者結合起來,互相補充,才能把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推向前進?!?/p>

憑借著強烈的興趣和刻苦的鉆研精神,傅先生養成了處處留心、事事關心的治學習慣,他勤于訪書、讀書,亦勤于訪人、切磋,他認識到:在收集史料的同時,必須擴大眼界,廣泛地利用相關知識,以民俗鄉例證史,以實物碑刻證史,以民間文獻(契約文書)證史。他從謝肇淛《五雜俎》中尋覓到新安商人、山右商人的論題,與日本學者藤井宏交談后引起共鳴,其后相互交流,共同推進該論題研究的深化。他從閱讀馮夢龍《醒世恒言》中發現蘇州洞庭東、西山商人是個特別有意思的題目,與南京大學呂作燮交談后更激發了尋找湖南各地活躍著的洞庭商人的熱情。傅先生對民俗有天然的興趣,他在《桃符考》中說:在古人心目中,將桃視作驅逐魔鬼、祓除不祥的神秘之物,就像英國人 視山柃為有神秘能力的東西,用它鞭打牛馬,能讓牛馬肥壯,但倘若用金雀枝或柳枝鞭打小孩,則小孩不易長大,因金雀枝不會長成大樹,柳枝亦較早凋零。傅先生曾深受民俗學家弗雷澤《金枝》的影響,對民俗的認識特別專業、獨到。他指出:以桃驅鬼,曾走過以桃做成人形,即桃人驅鬼的階段,神荼郁壘被定義為驅鬼神人,配合桃人共同執行驅鬼抗魔的職能。近代的春聯與古代的桃符雖然有關聯,卻失掉了原始民俗的本來意義。傅先生在《福建畬姓考》中,考證福建陳氏、黃氏、李氏、吳氏、謝氏、劉氏、邱氏、羅氏、晏氏等都是畬族,其他像許氏、張氏、余氏、袁氏、聶氏、辜氏、章氏、何氏亦有畬族混雜其間。因為“畬與漢人往來頻繁,多沾染華風,改用漢姓,亦喜自托于中原仕族之列”。他實際上指出了福建人口構成的歷史樣貌??拐狡詡?,傅先生在永安農村看到一座劉姓土堡,其廳堂墻壁上寫了一條禁止族內收繼婚的俗例,反過來推求該地曾經存在的收繼婚習俗,獲得中山大學中國婚姻史專家董家遵的認同。從中國手工業幫會并不單單存在于城市,而是從農村延長到城市去這一事實,傅先生追索出中國工商階級與封建地主間不但不存在相互矛盾,反而還存在共通性乃至一身而二任。工商業會館既存在于城市、又存在于農村的事實讓傅先生認識到中國城鄉之間的關系并不對立,農村是城市工商行會的原始基地,譬如在商人會館中又存在著更小的組織形態,被稱作“綱”,細究“綱” 的本義,是專營某類商品的商人組織,更早是官營運輸組織的稱謂。僅在這一點上,與歐洲的經驗便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拐狡詡?,傅先生還在福建邵武東郊外臨溪的一間廟邊看到一塊碑刻:“佃送主家者照此斗式呈奉各憲,頒定送城斗式,主自往挑者,照此斗式。雍正十年十一月日公立?!幣讕菡飪椴⒉煌暾謀?,傅先生追溯到立碑前的雍正八年邵武南鄉人曾為斗式展開過爭斗,知府任煥為此頒定過斗式,但糾紛并未停止,所以才有了雍正十年呈奉各憲的送城斗式??拐絞だ?,傅先生在福州發現琉球會館碑刻資料,了解到琉球貢舶或商船進口后,按規定所有商品不能自由買賣,必須交由十家球商(卞、李、鄭、林、楊、趙、馬、丁、宋、劉)處理。由此,傅先生總結出它實際上和廣東的十三行、廈門的洋行屬于同一性質。傅先生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中國海外貿易經營者不限于濱海地區,其中多有內地商人,江蘇華亭、江陰、黃姚均海商聚居,浙江的明州、杭州,亦為海外貿易商人所聚集。傅先生判斷:“當時浙海通蕃之風甚盛,浙人通蕃多從寧波、定海出洋,慈溪有積年通蕃柴德美,杭州歇客之家亦均系通蕃的窩主,紹興則多外商的通事?!備V菸型飩煌ㄖ?,成化間泉州市舶司移設于福州之后,通蕃漸多,省城的河口以及瀕海的瑯岐、嘉登諸島之民,無不輟耒不耕,遠航海外,而福清的通蕃喇噠,當嘉靖間曾橫行于海上。至于泉之安平、漳之月港,尤為中國海外商人的集中之地。漳州“梅嶺林、田、傅三巨姓,全部三千家,即全靠經商行劫為活”。廣東海商去三佛齊、滿剌加、暹羅等地的也很多。來自內地的商人如徽商也是海外貿易的重要一支,明嘉靖年間,他們并與福建、廣東商人同任管理外商的一切事宜,后來,徽商在廣州的十三行、寧波的洋行都有活動軌跡。其他像晉商私舶日本,江西商人如亞劉成為滿剌加通事,饒州人朱輔任職于琉球國多年,佛郎機貢使中的火者亞三都是海外貿易的活躍分子。福建海外貿易商人也有不少來自龍巖、汀州。傅先生認為:這么多人在趨利的吸引下,“相率呼群喚侶,麇集而至”,不利于海商資本的集中,而使原始資本的蓄積受到妨礙。當時經營大宗商品絲、糖的有浙直絲客、徽商、閩商、粵商,他們不僅在國際市場競爭,同時也在國內市場相互爭奪。傅先生從徐光啟的《海防迂說》中發現:“若呂宋其大都會也,而我閩浙直商人,乃皆走呂宋諸國,倭所欲得于我者,悉轉市之呂宋諸國矣?!苯峁巧倘思淶淖暈葉裥躍赫?,不利于大商人的形成。這些新解釋的形成絕非那些停留在閱讀狹小范圍資料者能夠達到。傅先生感慨:尋找史料的艱辛固然考驗著治史者的意志,但從史料中探尋出前人所未發的新知識、新認識,那種歡樂卻又是一般人很難體驗到的。

通過解讀土地契約中親鄰權的存在,傅先生發現了中國土地產權交易中普遍存在若干非經濟因素。通過解讀清代福建長樂的鄉約,傅先生發現鄉約內容龐雜,包括修身、禁止賭博煙酒、防止盜竊火災規約,學田產業及公有地規約,繳納租稅規約,鄉村爭議及訴訟規約,鄉董職責規約等等,傅先生認為:鄉約本是地方勢力集團權力的體現,卻可以存在于中央集權社會里,體現的是中央政權對地方勢力的懷柔與利用,前提往往就是鄉約能“擔負一部分社會控制的任務,利用他們鄉族自治的習慣,以防止反封建的行動”。

傅先生閱讀到史料中“回亂”“茶寇”“鹽梟”“礦盜”等字眼,注重從經濟領域尋找原因。他認為:“太平天國時代全國各種叛亂的蔓延與擴大,其總的原因,不消說還是由于清朝封建社會的崩潰,引起社會經濟的畸形發展,農民生活的貧困,于是各種離心勢力相率并起,其間交互錯綜的關系,是要辨得明白的?!痹詵治齦=ㄉ畚?、福州老官齋教起事的原因時,傅先生指出“土地的集中,佃租的奇重,饑饉的薦生,生活困苦”是起因,“閩西北山嶺的重迭,客籍棚民的雜處,亦便于藏匿”是其逐漸壯大的地理條件,但當官府組織鎮壓時,他們既沒有武器,又缺乏合作精神,因此迅速失敗就勢成必然。階級分析的思路已經較為清晰地表現出來。

傅先生總結說:“中國歷史的發展并沒有背離世界各國的共同客觀規律,但又有自己的特點。這個特點的形成使中國的封建制不同于歐洲和日本的純粹封建社會,而是以地主制為中心所建立起來的一種生產關系。因而她具有東方社會的某些特點,發展較為緩慢,新舊社會形態的交替,沒有截然分開,藕斷絲連,糾纏不清。但她又不是長期沉睡的社會,而是一種彈性的封建社會。這種社會是早熟而又未成熟,既發展而又停滯。但生產力始終是最革命的因素,縱使遇到中斷、夭折,然而它絕不會停滯不前,且仍有前后繼承關系?!閉庵至⒆閿謚泄緇嵬寥賴氖抵ば匝芯懇姥氖鞘凳慮笫塹乃枷肼廢?,驅動力是將書本上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照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方法是唯物主義的,因而他得出的結論是自然而然的,同時也是獨到的、深邃的,能夠贏得學界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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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馬克思主義占據學界主導地位之后,傅先生的學術思想經歷了一個本質上的提升。他自言:“解放后,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尤其是學習了毛澤東主席的‘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論述后,我的認識有了很大的提高,研究的信心增強了?!?/p>

《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編》


上世紀50年代初,傅先生在資本主義萌芽研究方面提出了系統全面的觀點,成為該研究領域的一方代表。傅先生的系列觀點包括:16、17世紀前后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中國農業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的發展規律是從山區到平原,從經濟作物發展到稻田生產,具有地區性和不平衡性,因遭受強大的封建勢力壓迫,經常處于夭折、倒退或中斷的境遇;在手工業經營形態上,清代乾嘉時期川陜湖三省邊區的手工業已粗具工場手工業的生產規模,道光以后則因政治、社會諸種原因而趨于衰落、中斷、夭折的狀態,但有的則被繼承下來,且延續發展;在先進地區有落后因素,在落后地區有先進因素,這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又一種現象。有時,內地資本主義萌芽的生產形態較諸沿海地區還更加成熟,像四川的井鹽業生產在鴉片戰爭前便已經是典型的工場手工業生產形態了?!?因為中國封建社會不像馬克思所說的純粹的封建社會,而是一種具有彈性的封建社會,舊的東西老是拖著活的東西,發展很緩慢,并且正當新的因素要從母體中脫胎出來的時候,卻受到外力的干擾,打亂了原來的歷史行程,使中國轉入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p>

傅先生從明代江南農村的研究著手,既看到江南農業中的大量雇傭勞動,也看到江南農業中糧食作物之外的經濟作物的大量種植以及它們與市場的廣泛聯系。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江南出現了富農階層,他們的經營方式頗具資本主義萌芽色彩,但尚未成熟,甚至可以說還很薄弱,無法實現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因為當時周圍的絕大多數農村仍采取封建奴役制的佃耕方式,向農民收取地租,因此,這些新因素彰顯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進步性,卻始終未能突破舊有的生產關系。傅先生發現:洞庭湖濱巴陵和平江的茶農已成為受著外國資本支配的商品生產者,在外國資本的推動下,平江制茶工業曾有巨大的發展,茶莊數十所,揀茶工人不下二萬人。這加深了其對毛澤東“外國資本主義對于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破壞了城市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又一方面,則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的科學論斷的理解。同時,傅先生還揭示了地主和商人均從事高利貸活動對商業化生產的抑制,他們由此走上了寄生性生活的軌道,但是近代如火如荼的革命烽火使他們如坐針氈,想寄望于王朝以政治力來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的愿望落空之后,他們只好起而自衛,清末湖南團練大抵是由這些人所組成的。所以這一個轉型期的湖南地主經濟或即是湘軍的社會基礎,也構成為后來洋務派的一個較隱蔽的物質條件。傅先生還分析了龍游商人、江右商人、武安商人、徽州婺商、閩浙海商等區域性商人群體,揭示了商業資本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準備意義。傅先生回憶說: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侯外廬、鄧拓、尚鉞等給予他極大的鼓勵和關注。

1961年,傅先生檢討了學界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中存在的問題。 首先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鉆研得不夠深,還不能很好地運用經典作家的基本理論進行研究。其次,學術研究必須占有大量的資料。明清兩代史料浩如煙海,不但地方志、文集等需要系統地搜集和整理,其他有關經濟史的資料,例如明清時期的檔案以及新發現的徽州契約(其他各省也都有類似的資料)也當作進一步的整理。這是研究明清經濟史的頭等資料,但目前這一工作尚有待于加強。傅先生的這一總結切中時弊,具有警醒作用。他指出:克服這些缺陷,應該兼顧一般規律和特點,兼顧新因素與舊因素,兼顧萌芽與成熟的分寸,兼顧發展與停滯,認識到資本主義萌芽的地區性與不平衡性、不夠成熟和不大完備、會出現“夭折”或“中斷”的狀態、具有長期性和緩慢性。造成這些特征的原因則在于王朝政權竭力鞏固自然經濟;鄉族集團主導手工業、商業、公共事業,其導向是補強自然經濟;農民離土較為自由,導致城鎮勞動力過剩,阻礙了生產技術的改革。

傅先生指出:宋代以后,中國地主土地所有制愈益占著支配的地位,佃農制的發達和農民的相對離土自由,使農村中出現了三種勞動力形態,即傭工、佃戶和僮奴。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的并存,使得中國社會出現了進一步、退二步的情形。本來農民具有相對的離土自由,從農村擠出來的過剩勞動力,可成為傭工,為工業發展注力。但事實是那些可能走向新境界的經營地主和富農選擇了鄉居和離開生產的道路,他們以放高利貸為生,過上了驕奢淫逸的生活。 ? 地主階層的寄生化更加顯著。他們不斷加大著對佃戶的榨取,導致農民的貧困化,無法實現與城市工商業的有效對接,對地主的依附關系更強。傅先生分析說:“這廣大的農業人口向全國各地的自由流動,固然在緩和了某一地區的人口壓力和社會矛盾,促進移住地的經濟開發,都發揮了一些作用。不過這大量的農業人口如果過多地向某一地區集中,則必然會產生降低勞動力的生活水平和技術水平的后果,出現有爭求雇主的現象。明清之際蘇州的織工,即系如此?!?顯然,城市手工業的雇工制無法獲得健全的發展,主佃關系往往充滿了野蠻的色彩,有時衍生出奴隸式的畸形關系。在江南地區,地主使用僮奴現象普遍。從政治層面看,那些勢單力薄的普通之家往往也主動尋求具有政治特權的身份性地主的庇護,投靠到其門下成為奴仆、佃戶,胡如雷先生稱這種現象為“第二度農奴化”,在傅先生看來,這是新舊因素糾合而出現的社會關系的畸形兒,地主將高額榨取的地租用于娶妻納妾,繁衍眾多子嗣,結果往往是財產的分散與浪費,依然無法引向生產領域。被榨干的佃農在獨立和自由都被地主控制的背景下,很難求得發展的空間,甚至妻女都可以被主子任意欺凌,有的便舉起反抗的大旗。傅先生的這個分析深刻揭示了中國傳統社會在走向近代化過程中存在的窘境,切合了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內核。有些研究強調地主對農民的關懷,我們不必否認存在這種現象,卻也不可過多地加以渲染,而無視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壓迫。傅先生能在進步因素中辯證地認識到落后成分,譬如盡管土地買賣早已出現,且到明中后期普遍用銀交易,銀則多來源于海外貿易所得,但是“銀主”們在土地交易中并非全部依照市場法則運行,親鄰優先購買權、原業主權、地方霸權等非經濟因素時常左右交易行為,新的氣象固然有了,但舊的因素卻始終像腳鐐束縛著進步的雙腳。傅先生揭示的是與中國社會進步性趨向相伴隨的艱澀的遲滯性。

1949年后,傅先生對于歷史人物的評價也更加自覺地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傅先生通過認真學習經典作家的相關論述,較好地堅持了客觀公正的立場。譬如,傅先生將顧炎武放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中,既看到了明末清初如火如荼的農民與地主間的斗爭形勢,又看到新興的滿人集團與其他各族間的相互斗爭,還看到了明中葉以后自由思想在商品經濟帶動下的滋長。顧炎武作為統治集團中的一分子,對專制政治表達了不滿,主張開明政治;對外族入侵,他提出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響亮口號;針對空疏學術的蔓延,他提出了振興實學的思路。這些方面都可印證顧炎武作為地主階級進步思想家的形象,不過,傅先生也指出:“他的思想無可置疑地帶有這一個時代的烙印及其局限性。我認為,這種局限性主要是脫離了人民群眾。顧炎武處于明末清初這一個風云變色的大動蕩時期,卻始終不敢和當時的農民軍發生聯系;同時,他反對專制,卻不敢觸動君權;他親自參加過商業活動,主張開礦,發展生產事業,卻反對用銀。這種思想的矛盾和不徹底性,正是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本性所決定的?!痹詼災3曬Φ鈉蘭壑?,傅先生再度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我們,評述任何一個歷史人物,都不能脫離他所屬的階級和其所處的時代背景。 ? 鄭成功所處的時代是西方殖民者逐漸謀圖打開與中國的貿易通道的時代,當時“中國人民與地主階級的矛盾,中國各族人民與滿族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中國人民與西方殖民者的矛盾,同時并存。鄭成功身處東南沿海,堪稱對殖民者斗爭的前沿,他毅然承擔起了抗清驅荷的使命,從而為其后中國經濟的發 ?展創造了良好的先決條件”。傅先生認為:“鄭成功和康熙帝雖處于對立的地位,但為保衛地主階級的國家,促進中國封建經濟的發展,兩人實起了相同的作用,甚至可以說康熙承繼了鄭成功的未竟事業。這是歷史的必然,是一種不自覺進程的自覺自由的表現。自然,這一個效果,鄭成功本人完全沒有覺察到,也不可能意識到,然在客觀上,他實為這一時代的一個歷史的‘發起人’。歷史的發展,常是如此?!?傅先生還說:“ 鄭成功和康熙帝同為統治階級中的杰出人物,如將他兩人作一對比,不難看出鄭成功的對外政策比起康熙帝來偉大得多。鄭成功對于外國侵略者是堅決地斗爭,是積極地開國,而不是消極地鎖國。 康熙帝雖也對17世紀的至高做出了不少的貢獻,可是在對外關系上,則與荷蘭人公開勾結,繼續實行沿海遷界,鎮壓東南各省人民向外發展在鄭氏亡后,康熙帝且有放棄臺灣的擬議,幸虧施瑯的力請,才沒有付諸實施。再說康熙帝的六次南巡,固然他的意圖很多,但害怕江南人民潛通外國,也不能不說是一個理由。從這一系列的行動,都可以看出康熙帝對外關系是消極的、保守的?!苯啡宋鋟諾嚼費萁某ず又?,由此作出的判斷才更見立意的高度。

傅先生對農民戰爭、抗租抗糧等斗爭的研究尤多,同樣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方法,揭示了中國傳統社會既尖銳復雜又撲朔迷離的階級階層關系。 ? 他說:農民戰爭“ 范圍有大有小,時間有長有短;有的是地區性的活動,有的則屬于全國性的規模,也有的為公開的武裝斗爭,有的則是較隱蔽的斗爭。且又由于農民的小生產者的性格,在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時,他們斗爭的結果,常被利用為改朝換代的工具。在農民隊伍中,也每不自覺地走上地主階級的道路,并重新產生了一大批新的地主。是以雖然階級矛盾稍告緩和,新王朝已告建立,可是階級斗爭的任務卻遠沒有完成,而且這一個新的王朝,它的政權能夠穩定與否,社會經濟能夠繁榮與否,不僅取決于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對于舊王朝的破壞作用;也取決于地方性的、短期的農民戰爭對于新王朝的打擊作用,繼續迫使新的王朝采取各種措施,以保證生產力的發展?!備迪壬穆鄱喜髁私準抖氛侵泄成緇崾迪指錒識π碌鬧匾浦?。


3

“文革”結束以后,科學的春天到來,傅先生的學術生涯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1980年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自覺遵循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升華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1979年10月,傅先生到美國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南康州大學、紐約州立大學奧伯良校區、加州大學柏克利校區和洛杉磯校區講學三個半月,會見了美國的漢學家和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如施堅雅、魏德曼、杜維明、何炳棣、鄒讜、謝文孫、孔恩、牟復禮、劉子健、余英時、鄭培凱、陳明銶等教授?;毓局?,又應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邀請,在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名古屋大學講學兩個星期,會見了日本著名學者西島定生、佐伯有一、田中正俊、藤井宏、山根幸夫、竹內實、森正夫、北村正直、巖見宏等教授,拜訪了宮崎市定老先生,交流學術意見,并重游了神保町舊書店。1980年9月又應加拿大社會科學院的邀請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維多利亞大學、渥太華大學、多倫多大學、約克大學、蒙特利爾大學、莫吉爾大學等講學兩個月。

在出國講學期間,傅先生親眼看到了美國、日本、加拿大等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在生產技術方面是進步的,但在社會制度上存在著許多不可克服的矛盾。 ?通過兩種社會制度的對比,“我深深感到社會主義好,堅信中國共產黨是光榮偉大正確的。我感到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全國人民實現四個現代化。因此,回國以后,我提出了入黨的要求。1980年3月黨組織接受我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這是我一生中最光榮,也是最高興的事情”。

年近古稀的傅先生一方面積極整理編輯既往廣為收集的民間文獻資料,陸續將之公諸于世,一方面則將自己的研究系統化、理論化、體系化。

《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


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這是傅先生對既往研究加以整理升華的一個結晶。文集所收有些論文寫成于1949年之前,收入論文集后一般都加了按語,體現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有一個逐漸加深理解的過程。譬如,他在《關于捻變的新解釋》中說:本稿完成于1944年,那時對馬克思主義所知甚淺,也沒有很好地搜集有關文獻資料作為參考,只在初步的研究過程中,發現捻軍有一部分的領導者系屬社會的上層人物,總覺得捻軍的社會性質有加以探討的必要,因而提出太平天國為南方農民的革命運動,而捻軍則是代表北方地方有力者——地主、豪族領導北方貧農對于中央政權——專制的封建清朝這一種反抗運動。發表這篇文章后他繼續補充了一些材料,豐滿了上述觀點的證據。他說:“我不是機械地搬用領導人物的血統論,也沒有否定張樂行等人在反清運動中的積極作用,而是如實地指出在當時的社會動亂中,在現實的階級斗爭中存在有這么一些事例,值得思考。它要求我們必須辯證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階級斗爭學說,以分析各個階級的代表人物在大動蕩的時代里所起的歷史作用,看出社會各階級、各集團之間的變化,是千差萬別的,既有互相聯系,又有互相沖突矛盾,切忌用‘一刀切’的階級觀點,把錯綜復雜的歷史事件簡單化、絕對化起來?!痹誑疾焯教旃逼諭帕肺侍饈?,傅先生發現:團練有擁護中央政權的一面,同時也可能產生分化、離心作用。在考察太平天國時期的抗糧潮時,認識到地方割據勢力往往乘著封建社會的崩潰,起而與中央政權作劇烈的斗爭。

把社會經濟構成和階級構成、階級斗爭聯系起來考察是傅先生治史中呈現的一種鮮明風格。鄭培凱先生這樣評價:“有人以為傅先生對明清階級斗爭的研究僅限于明末奴變、佃變、抗租之類,系他研究明清社會結構的副產品,并非他真正興趣所在。其實不然,傅先生對農民戰爭所導致的巨大社會變革一直都有很強烈的研究興趣?!背輪較壬擔浩洹爸莢謐胖賾謁得魎綰問萇緇峋梅⒄鉤潭鵲鬧圃?,以及它又如何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

傅先生分析清末厘金制時,認為是統兵將官、封疆大吏、地方士紳甚至鄉曲的土豪地痞積極倡應的結果,起源于“一文愿”這樣的氏族制時期相互扶助的傳統,它成為地方勢力把控地方財政的一個重要來源。但其對貿易經濟的影響是消極的,尤其對本國商人的抑制更甚,對外商洋貨的推銷亦沒有對策。

傅先生晚年一直筆耕不輟。他論述了桂陽雖處山區,偏僻閉塞,但已不僅有農業,而且兼營林、牧、副、漁、礦各業,與外部市場已建立起密切的聯系,礦業中也出現了大規模的工場手工業形態,但這班工商業者每回旋在官與商之間,最后,還是走上地主階級的道路,并具有湖南地區所普遍存在的高利貸型地主的特點。傅先生再次以地區性的研究告訴人們:“搞清各地區的種種情況,將會有助于總的規律的說明,為研究中國封建經濟特點做出貢獻?!?/p>

發表于1984年的《關于鄭成功研究的若干問題》是傅先生人物研究方面的新作,他提出應從唯物史觀出發,從中華民族的歷史地位出發,從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出發,科學地、全面地評價鄭成功及其周圍人物。鄭成功收復臺灣是其愛國主義的集中表現,保障了東南各省的安寧,使之免受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危害,鄭成功組織閩地移民開發臺灣,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方式,成為臺灣開發的先驅者。就鄭成功的抗清,傅先生認為:“與收復臺灣、驅逐荷蘭殖民者的功績比較起來,畢竟是第二位的,是以我們不同意過分夸大鄭成功的抗清作用。至于用正統觀念來歌頌鄭成功的抗清,更是不可取的?!閉饌耆下砜慫賈饕宓拿褡騫?,超越了大漢族主義的狹隘意識。對于施瑯,傅先生認為:“施瑯盡管和鄭成功有過個人的恩怨,殺父殺兄之仇,終于毀滅鄭家,收復臺灣,統一中國,從這些表面的現象看來,好像鄭成功和施瑯始終是一對的對立物。然而歷史的發展,每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相反卻是相成,使他們必須服從歷史的規律,順應時代的潮流,成為一對不樂意的合作者和繼承者?!薄笆├挪皇侵3曬Φ吶淹?,而是他的繼承者?!閉饈且蛭親魑睪H嗣竦拇?,都痛恨西方殖民者肆意侵占中國的利益,施瑯和鄭成功積極發展臺灣經濟、以臺灣為東南各省屏蔽的觀點是一致的。這些觀點同樣顯示出傅先生高屋建瓴的思想深度。

1987年,傅先生應《文史哲》之約寫了《談史學工作者的知識結構和學術素養》一文,他認為“一個合格的史學工作者,必須具備多學科的知識結構,才能與時俱進,不斷提高自己的認識水平和研究能力”?!笆費鮮豆癱匭胍允妨銜薪欏?,“要加強區域史研究”“要重視比較研究”“要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篤信,科學地總結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學術經驗,以超越前人、不斷提出新理論、新觀點和新方法作為自己最重要的學術使命”。這些觀點都是傅先生不斷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而形成的與時俱進的觀點,影響了他的弟子們沿著正確的指導思想,取得各自領域的輝煌學術成就。

1988年發表的《中國傳統社會:多元的結構》被視為傅先生的遺作。在這篇文章中,傅先生系統全面地闡述了自己一生學術發展的脈絡,包含了深刻的反思意涵。譬如:“長期以來,人們堅信不疑: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中國也將和西歐一樣,自發地依靠自身的力量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這一立論是從馬克思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引申而來的,但不一定完全符合馬克思本人的觀點?!甭砜慫紀砟暝詬訝說男胖忻魅繁硎荊骸耙歡ㄒ鹽夜賾諼髖紛時局饕迤鷦吹睦犯攀齔溝妝涑梢話惴⒄溝纜返睦氛苧Ю礪?,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嗨頻氖慮?,但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出現,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馬克思力求把自己“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同“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理論”嚴格區分開來,以免唯物史觀落入歷史哲學的陷阱??陜砜慫賈饕逶謚泄背1喚燙躉?,馬克思晚年對東方社會的復雜思考已表明,他對東方社會區別于西歐社會的若干方面已有所覺察,而無意用五階段論來“以一統萬”。正是在這種深刻反思的基礎上,傅先生大膽提出“中國傳統社會”這個概念。

傅先生論述道:“由于自然環境、生產條件、種族遷徙、農村公社原有組織形態等等因素的差別,在原始社會漫長的瓦解過程之后,中國社會形態的演變進程錯綜復雜,社會結構新、舊交錯,融為一體,出現了多種生產方式長期并存的局面?!釉忌緇崮┢誑?,中國多元的社會結構已經形成,很難用一套適用于歐洲社會的模式來進行規范。秦漢以后,這一特點表現得更為明顯,奴隸制因素、地主制因素、自耕農經濟成分和其他多種經濟因素長期并存。從東漢……到明清時期仍廣泛存在奴婢制度,生產資料所有者完全占有生產者本人的現象從未消除;中國從未出現過嚴格的莊園制度,沒有等級森嚴,效忠于領主、諸侯的騎士、武士制度,沒有不輸不入的特權,而是長期存在著地主所有制:地主階級通過租佃制主要以實物地租形態剝削佃農的同時,勞役地租(如佃仆制)和貨幣地租也長期作為其附屬和補充,而不表現為一種時間先后的替代;自耕農、半自耕農經濟的存在更是一種長期的現象,在每個新王朝的早期還往往占有很大的比重。此外,原始村社制的殘余也普遍存在。而且,各種經濟成分之間有著復雜的互動關系,總是處于歷時性的、動態的變化之中?!?從學習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傅先生認識到:中國傳統社會內部產生的官僚專制主義國家政權恰在協調各種不可自我調和的矛盾中顯示出自己存在的價值,傅先生反對將中國和印度、埃及等地區進行類比而得出管理渠道和人工灌溉設施、舉辦公共工程、節省用水和共同用水的要求是中央集權政府建立的原因的結論,認為水利是集權國家出現后由于其地位而具有的功能,而且是其眾多的功能之一,……事實上,在中國傳統社會,很大一部分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管理是在鄉族社會中進行的,不需要國家權力的干預?!骯藝ǘ隕緇岬目刂?,實際上也就是‘公’和‘私’兩大系統互相沖突又互相利用的互動過程?!鋇胤礁罹鶯團┟裾秸淺逋壞幕頸硐中翁?,但是這些往往是短暫的、臨時性的,地方割據勢力既可以是興風作浪的始作俑者,或者利用農民起義達到自己的目的,也可以出面鎮壓農民的起義,保障自我的利益不受損害。大一統的國家政權往往可以利用這些地方勢力消除不安定因素,進而收編他們,使他們臣服于大一統的權威之下。漢代以后,財產所有形態和財產法權觀念多元化現象明顯,國有經濟、鄉族共有經濟和私有經濟長期并存,難做剖斷,司法權的多元性也由此衍生,族規、鄉約、鄉例都有推行的空間。思想文化領域的多元性同樣存在。因此,雖然社會上出現許多類似歐洲近代化時期的現象,但往往并不具有導向新的社會形態的征兆。反而是新舊因素和平共處,相安無事,社會結構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和化解各種沖擊的能力,商人盡管成幫,成了一個顯著的階層,但他們在政權敲詐下有反抗意識,卻又返回去尋求政府給予?;ず吞厝?,斗爭性不強。從外部世界看,“當時西歐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化,其經濟發展大大超過中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全球的擴張,終于導致了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的爆發,把中國卷入了該體系之中,確定了中國在整個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弱小和不發達地位。正由于內外兩方面因素的作用,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在這一新的社會中,傳統中國多元的社會結構并未有根本改變,相反的,它很好地適應了變化了的社會環境,表現了很強的生命力。直到今天,從社會、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專制主義、官僚主義、裙帶關系、迷信活動和宗族勢力等等現象,仍然可以看到這一社會結構的殘余?!備迪壬謁枷虢夥諾氖貝塵跋?,立足于中國的具體實際,在深刻領會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精義的基礎上,對中國傳統社會做出了本土化的解釋,其對傳統社會進步性的揭示,可以化作我們樹立民族自信的動力,其對傳統社會消極因素的闡發,則應該成為我們矢志前行的應該加以清算并消除的內容。

《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


《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于198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傅先生對自己一生學術的理論升華性著作,其中進行了若干理論性的概括,譬如:他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既有階級對立,又有鄉族結合;既有經濟強制,又有超經濟強制;城市居民與農村關系的緊密結合,使中國社會的階級分化、職業分化、城鄉分化難以實現,中國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都發育不成熟,也少革命性、創新性,顯得先天不足。這些認識都是傅先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所形成的深邃思考,具有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之理論色彩。


結語

回顧傅衣凌先生55年的治史實踐,我們梳理出其在踐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方面由“體認”、“自覺”到“升華”的遞進歷程,這又何嘗不是中國歷史發展中不斷摸索前行的歷程。在傅先生的青年時代,幼年期的中國共產黨雖然處境艱難,但已吸引了傅先生的目光,贏得了傅先生的崇敬。國內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和留日期間日本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影響,都在傅先生的治史實踐中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在冷靜比較當時盛行的各種思潮中,傅先生對馬克思主義有了更多的“體認”和更積極的追隨。

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結構分析方法、階級分析方法,加上來自社會學的實地調查方法,共同驅動傅先生將契約、族譜等民間文獻放置到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框架下,從而揭示出中國傳統社會的階級、階級矛盾與階級斗爭,揭示出中國社會的早熟卻又不成熟的社會現實,揭示出中國社會的“死的拖住活的”的歷史內涵。傅先生的早期實踐充分證明了歷史研究不僅需要掌握大量的史料,還必須具有豐富的理論知識,才能有所發現,有所創造。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馬克思主義成為國家的指導思想,傅先生以自己豐碩的研究成果處處體現出其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結合中國社會歷史實際的孜孜努力,在研究中自覺踐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但在“文革”期間將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風尚下,傅先生也遭遇到批判,這樣的教訓著實是慘痛的。

改革開放之后,學術界的人為禁區被打破了,傅先生像獲得了新生一樣,在1979—1980年間,訪問歐美、日本等多所大學和研究機構,坦誠至真地將其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而形成的關于中國傳統社會的研究成果介紹到西方學界,贏得了眾多的首肯和認可。他在古稀之年重整壯心,一方面整理自己過去的舊稿,加以理論化的提升,一方面積極撰寫新稿,將地域研究、階級研究拓展到更多的領域,直至形成《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中國傳統社會:多元的結構》這樣具有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色彩的理論著作。

唯物史觀要求我們既不以特殊經驗遮蔽普遍規律,也不以普遍規律取代特殊經驗,在此基礎上,積極尋求全球化時代的歷史發展之道。


(原載《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5期,

第2—14頁。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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